• 議題:一—四民事訴訟制度之改革「提案三」:除小額訴訟及簡易訴訟程序外發言意見:

    為使第三審公判確實成為事實審之中心,不僅通常訴訟程序之第一審審判應採行合議制,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一審審判亦應附條件地採行合議制,附條件之情形如下:

    一、依事件性質而劃分為簡易案件者,如票據、遷讓等,如其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定金額(如新台幣伍百萬元)以上者。

    二、依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未達新台幣五十萬元)而劃分為簡易案件者,如其法律關係及原因事實複雜者。

  • 一—五合制度之落實

    一、提案一 :評議過程應全程、完整紀錄(目前評議簿僅記載主文,過於簡略,應即改善),並應於判決宣示後對外界全面公開,俾利於:⑴訴訟當事人、關係人、代理人、辯護人作為上訴理由或答辯之參考;⑵媒體報導傳播,有助於社會法律教育之推廣;⑶一般民眾對法院判決理由形成過程更加瞭解,減少誤會;⑷法學教授、學生增加研究素材,有助法學教育水準之提升。

    二、提案二:判決書得記載不同意見書,第三審法律審固無論矣,一、二審事實審判決書的法律理由自亦得附記不同意見書。

  • 人民監督檢察官職權之行使

    一、人民監督的對象,不應僅限於檢察官,應包括警察人員及調查階段之偵查過程。

    二、刑事案件自人犯到案接受偵訊之時起即應准人民同步錄音錄影,以貫徹偵查程序正義原則。

    三、所謂應准人民同步錄音錄影,即除偵審單位自行錄製以外,可由第三人即民間社團同時當庭錄製,至於錄製之規則辦法,可經由立法管制,以防弊端的發生。

  • 人民對司法審判之參與—引進國民參審制度

    一、當今科技發達,社會生態雜亂的環境,法官個人學術修養,社會價値生活情感之因素均足以影響裁判的品質,為提昇裁判的公平、正義,引進參審制度實有必要,唯參審員應遴選專家學者及社團的領導人為限,不宜任用廣泛的國民參與。

    二、至於由非職業法官參與審判,是否與憲法規定有違背,實施參審制度前是否需先行修憲則要看對於參審員身份的定位而定。

  • 一、建立人民監督檢察官職權行使之制度,應屬必要。

    二、在現行制度下,對於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固然可以透過再議,由上級審檢察機關審核,惟其性質上為檢察系統之内部監督,與由人民組成之檢察審查會的外部監督不同,未可相提併論。

    三、檢察機關隸屬行政系統,強調檢察一體;反之,法院屬於司法部門,重視審判獨立,二者本質不同。李進誠代表所稱,如果引進人民監督檢察官職權行使之制度,則法院方面似乎亦應比照辦理云云,恐有未妥。

    四、檢察審查會之決定雖無法律拘束力,但仍可發揮高度監督作用,日本之經驗足資借鏡。

    五、制度之建立應具前瞻性,目前已有設置檢察審查會之必要,何況緩起訴制度之採行,已成國内多數之看法,為因應未來之發展,其必要性更不待贅言。

  • 參審制度的引進,涉及人民訴訟權的保障,獨立審判的法官是保障訴訟權的最低條件,無憲法保障的審判者擔任審判,必須訴訟當事人的同意,此正為仲裁制度需要仲裁合意的道理,參審制非不可行,但法律必須規定參審制之適用,以被告同意者為限。此外,國民並無擔任參審員的義務,也應以同意擔任作為使其參審的條件。

  • 一、個人贊成主張主辦單位所提有關強化辯護人於偵查中之功能及增設無資力被告得請求義務辯護之制度,以確保被告接受辯護人援助之機會及強化辯護功能。

    二、個人除贊成外,更建議應強化法律援助。假如以後刑事案件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時,如無健全之法律扶助,則貧窮者不但自己較無攻擊防禦之知識外,另外,亦無經費請律師進行訴訟,為了避免法院被貧窮者視為禁地,所以須妥善規劃,建立對被害人或告訴人之訴訟扶助制度,以期保障被害人或告訴人之權益。其方式為:由國家編列經費(法制化)給予無資力者訴訟救助及成立專責機構,受國家委託,辦理訴訟扶助事宜曁獎助、鼓勵民間基金會等機構,義務辦理對無資力者之法律扶助事宜。

  • 建議修改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為:「辯護人應選任律師充之,但經許可得選任非律師為辯護人。」

    一、參考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八條之精神,偵查中武器平等原則。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之配偶、親屬、朋友等受過大專以之法學教育,具有相當法制工作經驗者,基於信任關係或時間急迫,願意義務辯護者,為補助國家財源、律師不足,在偵查中許可非律師在場,避免不當方法發生,似有必要增修如上。

  • 一、合議制度之落實,就是合議庭如何發揮功能,最重要莫過於法官有合理負荷,以及參與法官每人在開庭前或評議前詳閱案卷,充分了解案情,開庭時專心聽訟,評議時認眞討論,勇於表達自己確信意見,集思廣益才能作出妥適公平判決。

    二、評議紀錄得於審判後閱覽,現行法院組織法第一百零六條已有規定「於該案確定判決後三年内應保守秘密」,即表示判決確定後待三年始解除守密義務,才可以閱覽,茲如須提前解除保密期間,建議修法改為於該判決確定後即可閱覽,取消三年保密期間,並應訂定閱覽法定程序比如聲請人限於利害關係人,以避免無謂困擾。

    三、判決書得附記不同意見書,徒增法官負荷,成效如何,難予預知。如欲付諸實施,建議先由三審終審法院試辦,因為三審為法律審,有統一法律見解功能,又以二審認定事實判決基礎,其所附記不同意見,或可供日後實務上、學術上探討參考之價値。但一、二審為事實審,案件尚未確定,如將不同認定事實、見解,罪刑重輕等不同意見附記於判決書上,恐有損公正法院威信,當事人也可執以為上訴理由,增加訟源之虞,甚至招致不當推測,造成法官困擾,似不宜採行。

  • 判決書中應該記明主稿法官的姓名,大法官解釋亦應記明主稿大法官的姓名,其理由如下:

    一、證明主稿法官或大法官的姓名,可以建立司法獨立,為其判斷負責的正確態度,也可避免法官受制於合議制同僚不當的壓力。

    二、記明主稿者之姓名,合議之法官中同意者可以副署以表示支持,反對可以撰寫不同意見,同意其結論但持不同理由者,可以撰寫協同意見書,有助於多元意見之呈現,但不影響裁判或解釋之做成。

    三、記明主稿者之姓名,有助於法官評鑑,特別是外部評鑑之工作,是裁判透明化的關鍵,也提供學術研究的基礎資料(包括研究法官的部分)。

    四、記明主稿者之姓名,法官之專業成果可以為歷史累積,司法院提倡表揚法官典型,即可有客觀之依據。

    五、記明主稿者之姓名,可以避免裁判或解釋必須在法律意見之表達上有所妥協,拆衷遷就的結果,卻犧牲了理由的一貫性與說服力。

    六、記明法官的正反意見,可以使得當事人清楚了解法官評議的辯論過程,就正反說理力量接近的案件言,尤其有助於平息當事人誤以為司法一面倒、指責司法不公的怨慰,可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與說服力。

  • 李念祖、林子儀、黃國鐘聯合發言
  • 司法改革會議提案

    釋憲功能與審判功能割裂,是人權保障的重大障礙——司法院審判機關化,大法官應從事憲法審判

    司法院定位問題,源自於司法院審判機關化的要求。司法院審判機關化的方案不一,無論採取何項途徑,如果其結果仍然將釋憲功能與審判功能割裂,就難謂司法院審判機關化的工作圓滿達成。換言之,如果司法改革完成之後,司法院大法官仍然只是解釋而不審判,司法院即仍不足以稱為業已審判機關化。以下陳述大法官必須從事憲法審判而非只是憲法解釋的理由。

    一、法官不事審判,名不符實,難符憲法本旨

    現制之下,大法官專司解釋,不司審判。然則,審判為司法之核心功能,稱為法官卻不事審判,難謂符合司法本質。憲法第七章規定「司法」,大法官為司法院之主要成員,司法院之主要成員不事審判,亦難謂符合憲法本旨。

    二、割裂法解釋與法適用功能,將法解釋抽離審判,不符司法原理

    審判權一元或是多元之建制,各國立法例不一,審判權雖可分就民事、刑事、,行政、憲法案件,為多元運作,卻均不能改變其為「審判」之功能;設憲法法院或憲法法庭的國家,憲法法院與憲法法庭皆以憲法審判為主要功能,絕無憲法法院或法庭只事憲法解釋、不事審判之立法例。法解釋與法適用均為審判中不可或缺的功能,審判權可以多元分立,但不能將法解釋與法適用之功能為垂直切割,將法解釋功能抽離審判,否則無異破壞審判權,不符司法原理。

    三、憲法解釋與憲法審判割裂,製造人權保障程序障礙

    憲法訴訟是司法保障人權的重要途徑,現在大法官不從事審判,只就確定裁判所適用之違憲法令從事憲法解釋,人民多須經過法院三審後才有機會聲請釋憲,大法官解釋法令違憲之後,還要再審才能加以救濟。司法運用憲法保障人權,竟要五個審級,自是不必要的程序障礙。大法官一旦從事審判,問題即可迎刃而解。司法改革,應以人權保障為優先考慮,即無理由繼續割裂解釋與審判功能,製造程序障礙。

    四、解釋與審判割裂、侵奪立法權,破壞權力分立,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立法訂立抽象規範,司法從事個案審判,是立法與司法的先天權力分立界限。大法官只解釋憲法,不從事審判,其解釋形成拘束立法權的抽象規範(釋字第一八五號、第一八八號解釋參照),大法官即成為準立法機關,易被質疑為超級立法權,逾越了權力分立的界線。從正當法律程序言之,立法制定抽象規範,應經公聽程序,司法審判個案,應經對審程序(釋字第三九六號解釋參照)。現行釋憲程序,既無形成抽象規範必須之公聽程序,也無形成個案裁判之對審程序,即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五、解釋與審判分離,易形成侵犯人權的三不管地帶

    現制之下,大法官只為解釋,不為審判,而且只審查法律或命令是否違憲,不審查裁判或行政處分是否違憲,乃只處理法令規範絕對違憲,不處理法令適用相對違憲的問題。則現行制度之設計,無異容許外科醫生鋸去臂上箭尾,推給内科處理肉中箭頭。釋憲者獨佔憲法解釋之權威地位,卻對違憲之裁判、處分袖手不問;既不鼓勵法官適用憲法保障人權,卻又將保障人權的責任推給法官,實務上自易形成侵犯人權的三不管地帶,不利人權保障。

    司法院審判機關化之後,憲法解釋應成為審判作用的一部分,不論是司法院、憲法法院或是憲法法庭的成員,大法官都不能只為憲法解釋,而必須從事憲法審判,以還司法的本來面目。

    爰提案如下:

    司法院定位改革,司法院審判機開關化,無論採取何項方案,均應修改現行法律,使司法院大法官行使審判權,從事憲法審判,在憲法審判中解釋憲法。

  • 蘇永欽、許宗力、陳清秀聯合發言
  • 「司法院定位」説帖

    一、司法院定位如採「甲案及丁案」將有下述缺點:

    1. 沒有一元化的優點

    行政訴訟(撤銷訴訟)採訴願前置,故實際上無法藉法院合併達成單一窗口目的。

    2. 規模不經濟:大法官解釋、民刑事訴訟及行政訴訟三大類型案件本質不同,人事管理體系(包括法官及法官助理資格取得,養成教育訓練等)不同,無法強求合一。否則管理程序更趨複雜,製造更不經濟。

    3. 違憲審查功能不彰:

    若未來走向丁案,反而使釋憲功能萎縮。例如日本最高法院(採丁案)即因忙於第三審民刑事及行政訴訟裁判,無暇顧及憲法解釋,以致違憲審查功能不彰。

    4. 降低裁判品質:丁案的司法院十五位法官要從事憲法解釋、民刑事及行政訴訟裁判,違反大陸法系專業分工的精神,勢必降低裁判品質。

    5. 大量犧牲人民享受第三審訴訟受益權:丁案法官人數極少,只能處理極少數案件,大量限制人民的上訴權,人民的司法受益權無法滿足。

    6. 未能適當發揮行政訴訟功能不彰:日本(採丁案)行政訴訟功能不彰,應與其未採專業分工方式有關。

    二、修正乙案有下述優點:

    1. 強化違憲審查功能:

    司法院憲法法院化,強化釋憲功能。

    2. 提昇裁判品質:

    不同類型裁判權案件由不同專業法院管轄,人事管理體系針對不同的專業需要,符合專業分工精神,有助於提昇裁判品質。

    3. 廣泛滿足人民的司法受益權:司法機關分為憲法法院、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各有優秀法官受理上訴案件,可以大量提供受理上訴案件之審判,廣泛滿足人民的權利救濟機會。又最高法院及行政法院併立,並不妨礙各該兩種訴訟體系採金字塔型構造,亦可配合政府改造政策,適度裁員。

    4. 發揮行政訴訟功能,促進行政法學發展:設立特種行政法院強化專業分工,可發揮行政訴訟功能,並促進行政法學發展。

    5. 單一窗口問題:在民事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中規定法院認為無裁判權案件,逕行移送有裁判權之法院,即可達成單一窗口目的。

    6. 司法行政權問題:修正乙案已將司法行政權之行使民主化,並可避免司法行政權凌駕審判權之上。

    7. 公務員懲戒問題:公務員懲戒案件劃歸行政法院裁判,比現制已有改良。

    8. 外國立法例:修正乙案接近德國、法國及奧地利模式,該國實施成效良好。

    9. 改革成本最低,效益最明確,且與我國實體法採大陸法系精神前後一貫。

    三、結論

    關於司法院定位問題,建議採多元多軌,亦即修正乙案,敬請全體與會代表斟酌。

  • 司法的主張

    全國司法會議將於七月六日召開,這場會議不論結果如何,雖不能有立竿見影之效果,但對凝聚共識,減少阻力應有一定之功能。

    國會制度、司法制度及教育制度之改革,乃是李登輝總統想在任内完成的三大改革。司法改革牽涉多面性問題,包括警察制度、檢察官制度、法官制度、司法官及律師考選制度、民刑事訴訟制度、法律教育、司法風紀、仲裁及調解等諸多複雜之問題。巴望三天的司法會議即能改革司法的人絕對要失望,因為司法改革是每天每分每秒的工作,非三天的會議即一蹴可幾,若干重要的制度之變革透過全國司法會議,凝聚共識,以落實入憲、立法、修法及具體改革實踐方案,毋寧是此次會議最重要的目的。本人也是司法的一份子,有幸應邀參加此次會議,僅就「司法的主張」提出淺見,就教於司法前輩及各界。

    一、廢除司法院:憲法規定司法院為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刑事訴訟、行政訴訟及公務員懲戒。司法院並非審判機關,卻設有民事廳、刑事廳、行政訴訟及懲戒廳及司法行政廳,管理相關之「行政事項」。這樣怪異之設計,在人性上難免有藉行政之名行干預審判之實之弊端,憲法第八十條所規定之法官獨立審判將大打折扣。因此,應廢除世上絕無僅有之司法院,將最高法院扶正,讓它成為名符其實之最高司法機關。

    二、廢除司法官考試:目前之司法官考試制度,固有公平之優點,卻有年輕無經驗卻擔任斷生死論是非之流弊,讓司法消費者覺得像「白老鼠」之缺點。我國不妨參照國外制度,從優秀的律師中遴選司法官,以借重律師的經驗能力及長才為司法效命。而非像目前之不良制度,法院、檢察署淪為律師的訓練所。司法官趁辦案的功力爐火純青及知名度高時,退下來擔任律師,肇致司法官員額青黃不接,當然影響裁判之品質及效率。

    三、提高司法官之待遇:司法官也是人卻擔任神的工作,其處理之案件有時相當棘手複雜,要求司法官犧牲享受享受犧牲,無疑是犧牲當事人之權益。為避免受到金錢的不當誘惑,及提高律師轉任司法官之意願,提高司法官之待遇,才是提昇其地位、尊嚴的妙方,才是治本之道。新加坡的初級法官年薪約新台幣一千六百萬元,最高法院法官約二千四百萬元。台灣的司法官年薪平均不到一百五十萬元,每月平均要處理超過六十件之案件,每件平均約二千元(與律師相差廿五倍),這樣的廉價勞工,極不合理,應加以改善,否則,受損的不僅是司法官也包括當事人。適當提高司法官之待遇,可以減少受賄及提昇裁判品質之正面功能,應値得人民利用納稅錢去投資。

    四、刪除司法官終身職保障之規定:目前憲法規定法官(含檢察官)為終身職,並無強制退休之制度,即使有不適任的法官,如清而不白或白而不清的司法官,很難加以淘汰,對司法品質之提昇當然是個障礙,因此應仿照巴西之制度,規定無法勝任司法官職務或年滿七十歲司法官應強制退休。

    五、明定行賄公務員自首者免刑:公務員或司法官收受賄賂,均足以腐蝕國本。目前刑法規定行賄公務員而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行賄者仍有遭判刑之風險,除非自首後之利益遠大於被關之痛苦,一般人仍不敢挺而自首。也因此增加偵辦貪污案件之困難度,因此貪污遭判刑者,只是冰山之一角。刑法應修正不問行賄者本人、居間之仲介者或白手套之共犯,自首者一律免除其刑,使行賄者在將來確保自由之身下願挺身自首,讓受賄之公務員或司法官繩之以法,這不啻是減少司法官受賄之根本方法,也是降低其他公務員受賄之補帖,同時也是減少藉著金錢干預審判之最佳途徑。

    六、警察製作筆錄應全程綠影綠音:警察對嫌疑犯刑求逼供乃眾所周知之事這對人權是一大傷害,抑且,影響檢察官乃至一、二、三審法官之判斷,殆案重初供,一個錯誤或不實之筆錄,將肇致偵審機關之誤斷,司法消費者當然將警察、檢察官及承辦之法官計算在帳目上。為尊重人權防止刑求,並確保筆錄之眞實性,警察為被告製作筆錄時,除目前規定的全程錄音外,應全程錄影,並應嚴格執行。

    七、強化仲裁及調解功能:仲裁法規定凡可以和解之民事案件均可透過仲裁尋求解決,且仲裁人至遲應在九個月内作成判斷書(相當於判決書)。好好運用仲裁制度,才能疏減法院之負荷量。一般標的額較小或簡易之案件,一方聲請調解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時,調解委員不妨建議雙方合意交由仲裁機關仲裁,以收迅速、經濟、專業之功。避免調解不成進入司法體系浪費資源。新加坡的調解及仲裁制度,解決百分之九十之民事糾紛,眞正進入法院之民事案件少之又少,司法之公信力當然提昇。法務部或民間團體應廣為宣傳仲裁及調解之益處,讓人民樂意運用該制度解決紛爭,使法院有更多的時間、精力解決較棘手、複雜之問題,以提昇裁判之品質。

    八、民事庭席位宜採仲裁模式:目前民事庭之席位,讓當事人覺得法院欺負人,因為當事人繳了裁判費,還須到法官面前罰站(有些法院已有座位席),而且法官領了納稅錢,卻高高在上,有時態度不佳,即使當事人臝了官司,因時間之拖延,或尊嚴之受損,導致當事人心理無法平衡,無法信賴司法。仲裁機關之仲裁席位,讓仲裁人與雙方當事人平起平坐,心理上不僅容易溝通,抑且,較無爭吵現象,易醞釀平順開庭及相互尊重氣氛。因此,民事庭席次之安排應比照仲裁庭席次,此種親民的席次看似小事,卻能擄獲人民打自心崁之喝采與支時,對司法改革乃一件功德。

    九、刑事訴訟應採常事人進行主義:目前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有舉證之責(當事人進行主義)但法院為發現眞實仍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職權進行主義)。而實際上之操作,檢察官鮮有蒞庭舉證之案例,其蒞庭論告,只是虛應故事,充其量為「旁聽」之角色。法官一方面要調查檢察官所起訴犯罪事實之證據,他方面又要為被告之利益調查證據,法官成為一人兼任檢、審、辯三位一體之角色,實際上形成法官與被告對立之關係。為確立法官中立、聽訟及正義之角色,刑事訴訟應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且為保障被告權益,以職權進行主義為輔助,並應將強制辯護案件,由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擴大到刑法六十一條以外各罪,讓六十一條以外各罪,被告無律師辯護時,可獲公設辯護人為其辯護。當事人進行主義相關之配套措施如輕罪除罪化、緩起訴制度,增加檢察官員額,提高司法官待遇等。

    十、刑事訴訟應採起訴狀一本主義:人性有先入為主之弱點,檢方將被告之犯罪證據一一移送院方,法官在目睹證據後,難免在心理上已認同檢方之說詞,對被告而言已是未審先判了一半。為避免法官有先入為主之觀念,檢方起訴書僅將犯罪事實移送院方,至於證物及卷宗,應俟檢察官蒞庭舉證時始提出,讓雙方直接攻防,以確保訴訟武器之平等,並預防法官之預斷。

    十一、專業案件應採參審制:目前社會複雜,糾紛之型態琳琅滿目,法官只是個通才,往往無法因應複雜且專門之電腦、專利、工程及醫療糾紛。有關電腦、專利、工程、醫療之民刑事案件,應建立參審制度,借用該行業之專家擔任參審官,以提供法官必要之專業知識,避免法官專業知識之不足而誤判,甚或受鑑定報告之矇騙而不自知。

  • 落實人民訴訟權之保障

    依據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僅一定刑度以上之重罪為強制辯護案件,且強制辯護亦僅局限於審判中的案件。且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偵察中雖可選任辯護人,但辯護人僅得於檢察官、司法警察機關或司法警察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但檢警實施搜索、扣押或勘驗時,辯護人未能在場,即使在場亦不能表示意見。而對於證據保全方面,由於辯護人無強制處分權,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障,有欠周到。

    因此,應修正刑事訴訟法,明訂辯護人得於檢警實施搜索、扣押或勘驗時在場並表示意見,且增設證據保全程序,並明訂強制辯護案件擴及偵查中。

    此外,對於僱不起律師的民眾而言,訴訟過程是個惡夢,因為他們永遠是司法審判上的弱勢。

    目前我國在法律扶助的制度設計,刑事部份,僅限於刑事被告之公設辯護制度,民事部份則限於裁判費用暫緩付費之訴訟救助制度,對於人民之訴訟扶助權利,尤其是被害人的民刑訴訟扶助之權利,有相當嚴重的法律制度漏洞。雖然國内有部份民間團體有提供法律咨詢服務,或針對個案實之訴訟予以訴訟扶助,但所能提供的協助畢竟有限。

    依我國憲法第六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憲法既已明文承認訴訟權為人民的基本人權,那麼對於貧困者而言,如果確實有必要經由訴訟以追討其受損之權益,卻因請不起律師,而喪失其藉由訴訟來保障其權益之基本人權,則將違反憲法之規定。因此,對於貧困或所謂無資力之被告,應增設其可請求義務辯護之制度,或仿效日本的國選辯護制。亦即,應將法律扶助予以法制化。

    至於法律扶助係以成立專責機構或基金會的方式,由國家編列預算,或者委由律師公會、律師執行,尚待討論。總之,法律扶助不僅是司法程序之適當進行及律師代理制度的一環,更是人民基本人權、平等權等之實現,有其必要性及功能性。

  • 關於「司法院定位」議題之書面發言

    一、我國現制,司法院本身不審理訴訟,而為司法行政機關,致使最高審判機關諸如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上,尚有司法院,造成司法行政權凌駕審判權的怪象,此一怪象亦使人產生我國審判能否獨立的疑慮。因此,多年來識者無不主張司法院應審判機關化,而司法院第一階段的司法改革委員會第一研究小組經一年的討論,亦確定了司法院應審判機關化的結論。

    二、問題是,要怎樣審判機關化?司法院司法改革委員會第一小組關於「司法院定位」議題,自民國八十三年十月起經一年的討論結果,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有下列三方案:

    ㈠第一案:一元化多軌制

    司法院名稱不變,但予以最高法院化,亦即變為最高審判機關。除原有大法官會議及憲法法庭合併憲法法庭外,將現制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公懲會併入司法院,改設民事庭、刑事庭、行政訴訟庭及公務員懲戒庭,行使憲法賦予的職權。

    ㈡第二案:二元化雙軌制

    司法權由憲法法院與最高法院曁其所屬各級法院行使之。⑴設憲法法院,不再有司法院或大法官之制;⑵合併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懲會為最高法院;(3)由憲法法院、最高法院分掌釋憲權、審判權;⑷憲法法院與最高法院為獨立而不相隸屬之二機關。

    ㈢第三案:一元化單軌制

    1.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二至十五人,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公務員之懲戒及憲法之解釋,並置助理大法官若干人,襄佐大法官。

    2. 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國會同意任命之,任期九年。

    三、首先,檢討現行制度,有下列現象:

    ㈠最高的各審判機關適用憲法、法律意見不同而導致相瓦矛盾、衝突;

    ㈡發生上述1. 情形或人民憲法所保障之權利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表示之法律見解發生有顯然牴觸憲法之疑義者,亦得聲請大法官會議釋憲以為救濟。

    以上㈠、㈡均應由大法官會議釋憲並統一法令之解釋。此種制度設計,難免有如下的缺點,即:1. 各最高審判機關見解互相矛盾、衝突,影響司法信譽;2. 各最高審判機關所做的確定判決,可能因大法官會議做不同之解釋而推翻其效力,致使最高審判機關之確定裁判,效力不確定,甚且產生於最高審判機關之上,尚有更高一級審判機關之疑義(參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七七號、第一八五號、第一八八號、第一九二號解釋)。以上缺點均影響司法制度的完善,宜設法避免。

    四、司法改委員會第一小組關於「司法院定位」議題討論結果,認:1. 有關法令之統一解釋,其解釋權與審判權原則不可分離,應合一行使;2. 釋憲權與審判權合一而不分割行使,乃符合制憲者最初之構想,且可避免雙頭馬車相互扞格之疑慮(參見該報告第六頁關於對第三案利弊分析之I利1及3 )。按司法之本質即為審判,無審判即無司法,法之生命應寓於審判,而「法」則應透過審判以驗證其存在,本人贊成第一小組上開結論,即無論憲法或法令之統一解釋,其解釋權與審判權原則應合一行使,不可加以分割,並以此列為檢討各案優劣之標準。

    五、司法院的定位,關係國家憲政的結構,影響將極為深遠,實為司法改革的重點。我們應該要堅持改革精神,以富理想性、前瞻性的態度,來為國家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制度,不應太牽就現實輕易放棄理想。檢討上列三案:

    ㈠第一案及第二案,均有上㈢述的缺點,而第三案因採單一最高司法機關制度,亦即所謂一元化單軌制,以司法院為唯一的最高司法機關,不分設各庭而以大法官若干人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及憲法之解釋,不佰可避免上開缺點且有㈣所述解釋權與審判權合一行使之優點。就此而言,該案應屬較為理想的制度。

    ㈡第一案採一元多軌制,以司法院為最高司法機關,分設憲法法庭、民刑事、行政訴訟、公務員懲戒各庭,行使憲法賦予的職權,雖仍難免有上㈢所述的缺點,但有下列的優點:

    1. 司法院實質上完全審判機關化,符合憲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的意旨。

    2. 把現在大法官會議及憲法法庭合併為憲法法庭、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併入司法院,成為司法院的民事庭、刑事庭、行政訴訟庭、公務員懲戒庭,不必修憲,較簡易可行。

    至於各庭間法律見解的可能衝突,則可設大法庭以為解決。因此,第一案雖不如第三案理想,但仍為一可採行的制度。

    ㈢第二案採二元雙軌制,由憲法法院與最高法院分掌釋憲權及審判權,把司法權分化成雙頭馬車,除有上㈢所述缺點外,尚有造成二個最高司法機關對峙之可能,如此,自有礙司法信譽的建立。

    ㈣第三案屬較理想的制度有如上述,茲檢討其可行性:

    1. 是否應經修憲?

    雖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若干人,掌理本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事項,……。」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但此等規定,並不排除具有法官身分的大法官掌理憲法第七十七條所定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職權之可能性。只要在司法院組織法、法院組織法做相當的配合修正,應可使大法官兼掌上述審判及懲戒職權而不發生違反憲法規定的問題。因此,採第三案並不一定要修憲。

    2. 現實可行性如何?

    ⑴要採行第三案,勢必面臨如何解決現任大法官、最高法院法官、行政法院評事以及公務員員懲戒委員會委員的地位保障問題。在基本上,現任大法官可予留任,而最高法院法官、行政法院評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則可透過特別立法予以轉任。如此,不但有助於單一最高審判機關制度(一元單軌制)的早日建立,也藉此可促使資深法官回流到二審及一審,有助於一審及二審審判功能的加強,雖改革幅度較大,仍應勉力為之。

    (2)由於單一的最高審判機關掌理全國的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公務員懲戒及釋憲,以少數之大法官受理眾多案件,為確保品質,除如3. 所述應修改民刑訴訟法以限制上訴三審外,有必要為每一大法官設置大法官助理或助理法官若干人,以襄助大法官。

    ⑶為避免有過多的上訴三審案件,影響最高審判機關功能的正常發揮,應修改民刑訴訟法,適當限制上訴第三審,但應先做好週邊制度,即民刑訴訟應確實改善第一審事實審的品質以發揮其事實審之功能,而第二審上訴則改為事後審制。

    3. 一元單軌制的單一最高審判機關,是否會因審判權與釋憲權合一,致使釋憲功能不彰?此在美國及日本,可能有不同的經驗。日本經驗對其最高裁判所的釋憲功能,雖有未盡理想的批評,但是,美國最高法院的釋憲功能,似無人能加以懷疑。可見,影響釋憲功能者,並非「一元單軌制」的制度上問題,而是牽涉到大法官任命是否適當的問題。事實上,如採一元單軌制,不但可寓釋憲於訴訟的審判之中,且釋憲權可下放至各級法院,似反可彰顯法院的釋憲功能而促進憲法的普及及發展。

    六、綜上所述,關於司法院的定位,應以採第三案一元單軌制的單一最高審判機關制度,較為理想,也有其現實的可行性,希望能朝採此案的方向來努力。

    七、如認採行第三案的改革幅度甚大,考慮配合現實,以漸進的方式達到此一制度的實現,則可考慮第一案做為過渡階段的制度。但是,應明白宣示第一案僅為過渡性質且將於一定期間内(例如在本屆大法官任期屆滿下屆大法官就職時)完成採行第三案的改革。其方法,可規定最高審判機關(司法院)「得」設憲法法庭、民事審判庭、刑事審判庭、行政審判庭、公務員懲戒庭。把現有的大法官會議、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歸併為上列各庭,經過一定期間,因退休、任滿而逐步完成單一最高審判機關的理想。

  • 關於「人民得合意選擇法官」議題之書面發言

    仲裁制度的最大優點,在於當事人可自行選定仲裁人,裁判者與被裁判者間有最基本的信賴基礎,而更具人性化。因此,仲裁人所作的仲裁判斷,較易得到當事人的信服。我國民事訴訟制度的改善,應可藉用仲裁制度的優點,容許當事人以合意方式就法官中選定審判自己案件的法官。如此,不但使得我們的訴訟制度更尊重當事人的地位而更具人性化,符合國民主權的思想,而且還有下列優點:

    一、因為法官為當事人所自選定,有信賴基礎而較信服裁判,減少上訴。

    二、對於選擇採取「自選法官」制度的案件,可考慮立法限制當事人提起第二審上訴,而只可提起第三審上訴。易言之,只容許有一個事實審及一個法律審,而收疏減訟源之效,同時又可保持法律適用的統一,以維持法的安定性。

    三、當事人既以合意選定法官,不但不生流弊,且相當程度可藉此評鑑法官的好壞,因為好的法官必有較多機會被選,而有激勵法官的作用。

    事實上,國家任用大批法官,都有資格辦理訴訟審判事務,一個案件由甲法官審判抑由乙法官來審判,就國家來說都是一樣的,但如容許當事人選定,其若選定甲法官,則甲法官所為審判,對於當事人而言,其可接受性或其可信服程度,自較乙法官為高,從國家司法資源的有效運用而言,何樂不為?此一制度可先從民事訴訟的審判開始,如效果良好,才漸及行政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