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代表編號順序排列)
  • 提昇警察犯罪偵查能力

    壹、提昇警察犯罪偵查能力與司法改革之關係

    提升警察犯罪偵查能力之重要性,至少有三點:其一,提升警察專業形象,獲致人民信賴與支持。其次,有效遏止、預防犯罪之惡化,確保人民自由與權利。其三,減輕檢察官與法院辦案之負擔。就最後一點言,與司法改革有密切關係。對於犯罪證據之調查,除警察機關外,依據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檢察官及法院均有調查證據之職權。犯罪證據之調查必須「即時」與「有效」,因此,警察機關在整個偵查犯罪之過程中,特別在證據調查工作上,扮演著舉足輕重之角色,因為警察於接受報案後常是第一個抵達刑案現場,並封鎖及保全現場,進而蒐集、採集證物。警察機關若於此蒐證之過程中能克盡職責,仔細審慎,使證物證據均能完整之保存並鑑別其眞實,則對整個刑案之偵查助益非淺。日後在訴訟之程序中,必能省卻相當多之人力與物力,例如檢察官或法院之重為調查。基此,提升警察之犯罪偵查能力,從節國家人力與物力之觀點言,有其重要性。

    貳、提昇警察犯罪偵查能力之作法舉例

    提昇警察犯罪偵查能力之具體作法,可從許多面向去探討,譬如,制度面上:檢警關係之適切調整、警察勤務制度人性化之落實、警察任務之重新定位……。法制面上:警察法體系之建立(含刑事、行政)。組織面上:警察組織之再造,特別是設置能眞正發揮功能之刑事鑑識機構。執行面上:強化犯罪偵查蒐證、鑑識能力、增加人力、經費、落實警察人員之人權教育等。以上問題,有些是為學界所探討如檢警關係,有些是具有濃厚警察專業特質,外界不易瞭解。此處只針對本次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籌備委員會,就第二組所提有關科學辦案能力提昇一點切入,提出以下淺見。

    一、依法授與警察預防、偵查犯罪足夠之職權

    針對有組織、跨國或暴力等重大犯罪,國内在刑事立法上,已制定有若干法律,以為制裁。但因此等犯罪團體,在嚴密之組織與紀律,以及有效分工等條件下,從事犯罪活動,極具隱密性,警察之偵辦,自然受到諸多阻礙。因此,如何將警察調查組織犯罪或暴力犯罪之職權,予以類型化,並將其要件與程序,明白規定,攸關警察抗制此等犯罪之成效,允予重視。個人以為賦予警察長期監視或以科技工具、運用線民或臥底蒐集證據資料,為警察對抗組織暴力犯罪之利器,應予從速立法。

    其實,法治先進國家警察之職權皆相當完備且強大有效,例如美國、德國,但各該國家並不因此被評價為人權保障不周的國家,究其原因是法制完備、執法品質高、司法盡責,因而獲得人民信賴,願將重大職權賦予警察。反觀我國,警察過去的表現一直無法取得人民的信賴,自然無法由人民授權取得打擊犯罪之重要權限。在警察機關亦有心改革之今日,而且其不中立、集權形象有所改善之際,吾人應有將一昧防止警察濫權的刻板心態,逐步修正的必要,適度授權警察,以使取得有效執法依據,併建立妥適監督機制,或許才能追求人民最大的利益。

    惟警察除危害防止、預防犯罪之功能外,仍有抗制犯罪之重要功能。是以,在偵辦刑案之職權上,若未能作相應之配合,恐將功虧一簣。因此,除了前揭對抗組織暴力犯罪之特別職權之外,有關警察調查犯罪之一般職權,現行刑事訴訟法,大都仍乏明文規定,自亦有必要一併予以明定,以期周延。

    二、積極提昇刑事鑑識之功能

    世界先進國家(例如:美國、德國、日本)皆於警察機關中設有鑑識單位,且極重視刑事鑑識之發展。刑事鑑識人員職司刑案現場勘查及跡證鑑驗等工作,對犯罪偵查及人權保障關係重大,惟鑑識單位因組織層級低,鑑識人員職等不高等因素,致難以延攬及留任人才,例如:一般縣市警察局最高鑑識職階,僅為警正三階次職序之鑑識組長,如欲升職即須離開鑑識單位,影響留任鑑識單位意願。另因編制層級低,相對編制員額少,以目前警察機關鑑識人員編制員額,大致為三或四人之數,於縣、市遼闊之轄區,以此微薄人力,對於刑案現場根本無法充分之蒐證、鑑識,影響刑案之偵破。犯罪跡證種類極廣,舉凡指紋、槍彈、玻璃、纖維、毛髮、聲音、影像、測謊等,均有其專業領域,非尋求有興趣之人才經長期培養訓練人員,難以竟其功。惟目前全國最高警察鑑識單位之刑事警察局,尚對部分跡證鑑識缺乏專門領域人才,例如:聲紋、影像鑑識等,以致在某些刑案需該項物證鑑識時,無法適時提供偵查上重大助益。

    如上所述,目前鑑識單位因組織編制層級太低,編制員額少,經費不足等因素,致未能充分發揮應有之功能,至少應先將刑事局鑑識科提升為直隸在警政署,甚至直屬内政部下之「科學鑑識中心」,透過相關機制之設計,使之朝科學、專業、獨立方向發展,取得人民、法院、檢察機關之充分信賴。其作法是將目前刑事警察局鑑識單位(鑑識科、指紋室、法醫室)人員、業務移撥該中心,如此,鑑識層級提升後,人員位階相對隨之提升,可延攬較優秀人才從事高科技鑑識研究,結合鑑識實務工作,並負責訓練全國鑑識人員,必可提升我國整體刑事鑑識水準。

    此外,將市、縣(市)警察局刑警隊鑑識組提升位階為鑑識中心,為各該警察局内部一級單位與刑警隊同層級。如此,鑑識人員職階相對提高,可長期留任有經驗之優秀人才。增充鑑識中心基礎儀器設備成立小型實驗室後,除可精進地方警察機關刑事鑑識能力外,對於現行一些由中央鑑定之玩具槍、指紋初步比對、血液型鑑驗等案件,將可由地方先行處理或鑑驗,以減少中央鑑識單位之負荷,使中央鑑識單位專責於較高難度之鑑驗、複驗及研發工作,以落實專業分工,有效提升整體鑑識水準。再結合中央警察大學鑑識所、法務部調查局、醫學院所、各大學涉及刑事鑑識科學之相關院所之人才與設備,發揮關鍵性角色。

    此次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相關提,建議「於行政院下設鑑識中心,工作人員可分為研究人員及技術人員兩類。研究人員之任用、待遇比照學術研究機構人員或大學教師,區分為研究員(教授級)、副研究員(副教授級)、助理研究員(助理教授級)、研究助理(講師級),技術人員則應經國家考試及格,依文官任用制度區分職等。另地方級鑑識單位分設於各警察局,但應獨立於偵查單位之外,其待遇、升遷亦自成一系。」。若是如此,恐要作一番整合工作,並應區隔警察之鑑識與法院鑑定,此鑑識中心若能專業、科學、獨立,又能配合治安機關、司法機關之實際需求,亦非不可採。

  • 檢警實施搜索扣押勘驗時,不宜讓辯護人在場,理由如下:

    一、八十二年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已將辯護人於偵訊時在場增訂得陳述意見及請求調查證據,其功能已足以發揮,至於搜索、扣押、勘驗係蒐集證據及調查證據之手段,這些偵查作為有維持「絕對不公開」之必要,讓辯護人在場將妨害偵查程序。

    二、司法警察對於重大案件執行搜索、扣押時,都會全程錄影,以維護證物的眞實性及程序的正當性。

    【「議題二—一㈠提案五—㈠促進當事人實質平等—強化辯護功能」之書面意見】

  • 一、關於檢警關係之定位

    ㈠提升司法警察機關與檢察官併列為偵查主體,以提高偵查效率,減輕檢察官偵查負荷,茲扼要說明如下:

    1.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八條僅規定檢察官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司法警察人員不在其列,僅於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二項後段規定得不待指揮或命令,逕行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此種規定失之於消極,已經不足以因應當前社會治安環境。

    2. 警察機關擁有廣佈的龐大警力及充實的裝備,故大多數的刑事案件是由警察機關所偵查移送,再由檢察官作法律上審查,以決定起訴或不起訴。既實際上從事犯罪偵查工作,法律上即應給予名份,以示激勵。

    3. 警察分局長以上警官,無不經事歷練、學驗倶備,尤其偵查犯罪,有賴經驗的累積,與初任之年輕檢察官相較,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卻須受其指揮,反而易生衝突,故應將之併列為偵查主體,定位為平等相維的協力關係—協助偵查犯罪,坦誠相向才能衷心密切合作,況今已自由民主社會,所謂指揮命令,戒慎少用為宜。

    4. 司法警察之專長在偵查,檢察官之專長在法律,故應要求司法警察提高移送品質,使檢察官不須花費太多時間於偵查事務,才較有時間扮演實行公訴的角色,落實刑事訴訟法所賦予在審判庭上應盡的職責—重要案件親自蒞庭論告,才能有效追訴犯罪。

    ㈡如採取雙偵查主體的制度(參見附件),刑事訴訟法方可作如下之修正:

    1. 檢察官有退案審查權—

    八十六年修正刑事訴訟法增訂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已先行實施,理論上這是獨立偵查權的配套規定。

    2. 司法警察官有「行政相驗」之權限—

    八十二年版修正草案第二百十八條已予明定。

    3. 司法警察官有「微罪不解送」(案件仍先移送)之權限—

    八十六年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增訂第二項之規定,雖微罪嫌犯得不隨案解送,但須以傳眞方式經檢察官許可,形成人力、物力之耗費。

    4. 檢察官有發交權—

    法務部為使檢察官集中心力偵辦重大案件,對於人民逕向其告發、告訴之小案,例如詐欺、傷害等案件,將推動修法增訂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二,使受理檢察官有將其發交司法警察偵查之依據。設此規定,理論上須司法警察機關有獨立的偵查權始可,與退案審查權同。

    一、關於現行犯逮捕後逕送法官之可行性

    檢察官不再擁有羈押權後,原由司法警察機關專用之廿四小時留置期限,須與檢察官共用,在此不合理的時限壓迫下,勢必形成中斷偵查、草率辦案、任意移送之現象。八十六年國民大會修憲會議期間,法務部及本署均動員一切力量向各代表遊說,希望通過憲法第八條增修條文,放寬檢警拘禁嫌犯時限,但礙於須經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決議,致未能通過修憲,嗣後力求復議亦功敗垂成,足見欲於短期内修憲增加留置時限,戛戛乎其難!當前解決之道,派檢察官日夜長駐各警察分局又不可行,唯有提升司法警察機關為偵查主體,賦予必要時得逕向法院聲請羈押之權,如此即不必硬性與檢察官共用廿四小時。試觀外國立法例,在美國,採大陪審團制,警察衹將案卷移送檢察官,人犯則逕送法院決定羈押或釋放,在德國,規定被告於逮捕後次日解送區法院法官,留置時限可長達四十八小時;在日本,警察雖為偵查主體,但須經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係因其留置時限為四十八小時,綽綽有餘,至於在二十四小時之國家,如希臘、盧森堡、比利時、印度、馬來西亞等國家,則由警察將人犯逕行解送法院決定羈押或交保,我國何獨例外。

    【「議題二—一㈠提案五—㈡減輕處理案件之負擔」之書面意見】

  • 檢察官偵查終結為不起訴處分,其性質為「公訴權」之未行使,非如「司法權」係確定判決為強,二者輕重失衡,就維護治安而言,不無可議。該不起訴處分有何瑕疵,原移送機關知之最稔,關係最切,爰參考檢肅流氓條例,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建議增訂「外部制衡機制」時增列原移送之司法警察機關。

    【「議題二—一㈠提案五—㈣強化制衡檢察官不起訴之機制」之書面意見】

  • 關於強制辯護案件是否應修正擴及於偵查中—

    犯嫌初供時來不及編織及串供,通常最合乎眞實,故有「案重初供」之稱。警訊筆錄既如此重要,對於重大刑案偵查中採取強制辯護措施,可提升警訊筆錄之公信力,理論上確有其必要,但實務運作上卻有困難;一、人力資源不足—警察單位遍佈各地,無論公設辯護人、指定辯護人或選任辯護人均不足以因應需求。二、認定不易滋生困擾—是否強制辯護案件,有時須偵訊後才能確定,本末倒置,且留置嫌疑人之時限係檢警共用二十四小時,須計算如何扣除障礙事由,徒生辦案困擾。

    【「議題二—一㈠提案五—㈠促進當事人實質平等—強化辯護功能」之書面意見】

  • 個人從司法官訓練所結訓,即擔任六年的檢察官,當時覺得檢察官的工作很辛苦,往往不分晴雨上山下海辦案;後來轉任法官,從事審判工作十多年,覺得法官的工作更為勞累,由於案件量多繁雜,工作負荷又過重,經常白天開庭審理案件,晚上加班製作判決書,不眠不休。我們絕大多數的法官都是認眞從事,各位晚上如果經過台北市重慶南路司法大廈或博愛路台北地院,請抬頭望一望,如果辦公室還有燈光,那一定是我們的法官、檢察官和書記官同仁還在加班。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司法審判仍然未能臝得多數國人的尊重與信賴。個人認為目前司法刑事審判工作上的困境,簡要的說有兩點問題:一、案件太多,工作負荷過重,二、判決得不到國民的信賴。這兩點是有因果關係的,因為案件數量太多,使得法官沒有充分之時間、精力詳細審理,案子自然辦不好,裁判品質下降,當然得不到人民的信賴。訴訟案件增加,法院工作負荷過重,固然是因為社會進步,導致案件件數成長,有以致之。但深究其原因,實在是與我們的刑事訴訟制度有很大的關係,現行刑事訴訟實務上之運作,檢察官認為有犯罪嫌疑,即可提起公訴,但是認定「犯罪嫌疑」並無客觀的標準,完全操諸於檢察官主觀上的判斷。雖然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有舉證責任。」,但實際上檢察官根本未落實負擔實質之舉證責任。認眞嚴謹的檢察官會詳細調查,在持有七、八分以上的證據,才敢提起公訴;反之,不認眞或大而化之的檢察官,往往只有一、二分的事證就任意起訴。而法院本應無枉無縱,一向採取嚴格證據主義,必須證明確信被告犯罪,達到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之程度,亦即應有十分之證據,始敢為有罪之判決。因此,檢察官舉證不足之部分,必須轉由法院調查補足。如果檢察官舉證不完備,自然轉嫁增加法院調查事實之負擔。對此,個人認為應加強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又法院循檢察官起訴事實依職權調查被告有無犯罪之結果,難免失去客觀判斷之立場,而且似乎變成「偵查之延伸」,被告更容易認為法官與檢察官「官官相護」,聯手打壓,因此法院不能赢得被告的信任;再者,法院如果未能調查出證明被告犯罪之證據,而判決被告無罪時,告訴人之一方又以為檢察官已認定被告犯罪,法官為何會判決無罪,而誤會法院袒護、縱放被告,法院實在兩面不討好,尤其老百姓分不清法官與檢察官係分屬不同之單位,職責有異、立場有別。往往覺得其被任意起訴而受有冤屈,亦歸罪於法院冤枉他,更使得法院及檢察官的信賴度一同減低,司法公信自無從建立。因此,釐清法院與檢察官之地位及舉證責任,促使檢察官承擔當事人之實質舉證責任,法院立於「聽訟」而為客觀判斷之裁判立場,各盡其職,始能獲得人民之信賴,創造雙臝之局面,此應該是健全刑事審判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達到此一理想,刑事訴訟採行「卷證不移送之當事人進行主義」,應該是較好的選擇。

    【「議題二—一㈠提案一研採起訴卷證不併送制度」之書面意見】

  • 我在審判上曾經遇到兩個案件,讓我覺得很疑惑,分別說明如下:

    ㈠第一個案件:檢察官起訴被告駕車撞死人,係觸犯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這是法定刑有期徒刑五年以下之罪)嫌,第一審法院審理的結果,認為被告沒有過失,判決被告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第二審審理中,檢察官到庭亦表示請法院依法論處被告罪刑,但第二審法院審理後,認為被告應負過失致人於死之責任,但因被告並非以駕駛為業務,因此撤銷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改判被告普通過失致人於死罪刑(此罪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二年以下),被告不服,遂聲請檢察官為被告利益上訴(但因改判普通過失致人於死罪,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規定,被告不能提起第三審上訴),第二審檢察官竟然也准其所請,提起第三審上訴,主張被告無罪。此案,第二審檢察官所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如果有理由,則被告之行為本應獲判無罪,第一審檢察官為何提起公訴?為何第一審法院判決無罪後,又提起第二審上訴?如此,豈非在找被告麻煩:而且第二審檢察官到庭時,既然表示請第二審法院依法判處被告罪刑,而法院也依其所請判決被告有罪,又為何還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反過來主張被告無罪?我很困惑檢察官的立場何在?究竟係第一審檢察官起訴草率?還是第二審檢察官分不清過失責任之歸屬?或係我們的刑事訴訟制度有問題?

    ㈡第二個案件:告訴人告訴被告殺人未遂,檢察官詳細偵查後,認為被告並無殺人犯意,起訴被告犯普通傷害罪嫌,並在起訴書内附帶敘明被告行為並不構成殺人未遂罪之理由。第一審法院根據檢察官起訴書意旨,判處被告傷害罪刑。但告訴人不服,主張被告所為係犯殺人未遂罪,請求檢察官上訴,乃原檢察官卻不堅持原來起訴時之立場,又依告訴人之請求提起上訴。第二審法院審理後,認為第一審判決被告傷害罪責,沒有錯,予以維持,而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之上訴。但第二審檢察官又依告訴人之請求,提起第三審上訴,仍主張被告犯殺人未遂罪;嗣後第三審駁回上訴確定。這兩度上訴,顯示檢察官似不願意負起責任,只要告訴人聲請,即准為上訴,一推了之。而且第一審檢察官起訴被告犯傷害罪嫌所舉證據,自然亦僅證明被告犯傷害罪責之證據而已,其事後改稱被告犯殺人未遂罪嫌提起上訴,自然增加第二審法院調查證據之範園,亦擴大被告防禦之範圍,更易增加被告訟累,無異侵害被告權益。而且第一審檢察官如能勇於負責,駁回告訴人之聲請上訴,則案件即告確定,第二、三審之訴訟程序即可節省,不致無謂浪費有限之司法資源。

    特別一提的是,個人總覺得如果檢察官濫行起訴,則「訟累」是對被告極為不公平之侵害。我們經常看到公務員被起訴圖利或漬職罪嫌,經過七、八年纏訟之後,法院雖然判決無罪確定,還他清自,但這七、八年之間,被告因停職而生活困頓外,還要面對親友、鄰居異樣的眼光,尤其復職回到原單位,發現已無職缺可以安排,或者昔日部屬已高升變成他的長官,實在情何以堪?這種「訟累」的折磨、打擊,如何令其甘心?此無異是法定刑以外之不當懲罰,怎能令百姓信服而認同司法?縱令有冤獄賠償之救濟,相信仍無法彌補被告永遠之傷痛。為避免民怨,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求檢察官謹慎起訴,並負實質之舉證責任?

    縱上所述,檢察官如果不能謹慎肩負起訴及上訴之職責,實在無意義的增加法院之負擔,造成司法資源浪費,而不能為更有效之運用,精緻的審判自然不易獲得,又如何要求國民信賴司法。尤其上述一、二審檢察官之立場不能一貫,個人認為也是讓國民對司法喪失信賴的重要原因。因此,淺見以為在刑事案件之審判程序上,應明確區分檢察官與法官之權責,由公訴人之檢察官立於原告之地位,負起「實質而完全」之舉證責任,方能促使檢察官謹慎行使公訴權,並保障被告應有之權益,使有限的司法資源作最有效率之利用。這應該是我們審檢雙方之責任。

    【「議題二—一㈠提案四確立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之書面意見】

  • 偵查中強制處分之決定應由法院為司法審查,理由:

    「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與「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分別為憲法第十條、第十二條所明定。是住居之不可侵犯,屬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應予規範;而秘密通訊之保障,非特屬於保障其,表現自由權,抑為隱私權應予保障範疇。居住自由與秘密通訊之自由遂構成人權體系中保障私生活臻於至善之重要内涵。然憲法之上開保障究僅止於抽象宣示性質。如何充實並實現此項宣示,則有賴於刑事程序法上作明確之規範,始克遂現。是關於人民住居、通訊自由之干預,自應經由司法審查方稱妥善。故對被告之物的強制處分必須採行令狀主義,不容逕由檢察官決定,庶應免權力濫用,侵害基本人權。

    【「議題二—三提案二偵查中強制處分之決定是否由司法審查」之書面意見】

  • 傳統的法庭席位安排,為法官高高在上,當事人及律師則在下面,法官在上俯視,而當事人及律師則在下仰望,充分顯示法官為審判者當事人為被審判者的主體客體關係,亦顯示了審判者與被審判者間存在著威權統治的緊張關係。這樣的法庭安排,其合理性如何?有無理論依據?在過去君權獨裁的時代,法官是代表國王、代表統治者來審判子民的,他高高在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現代國民主權的民主時代,是否仍應該如此?値得吾人深思!基於下列理由,法庭的法官席位,不應該再繼續高高在上:

    一、就民事訴訟言,原告、被告及法院三者都是訴訟法律關係的主體,而構成以追求正確裁判為目的的協同三面關係?在法理上,互居平等地位而不應區分其高下;就刑事訴訟言,依現代多數國家所採的彈劾主義,被告也是訴訟的主體而不是客體,他與法院、檢察官居於對等的地位,而無高下之分。何況,被告在被判決確定為有罪以前,應推定其為無罪,在法律上尚不可視為有罪之人,自應維護其做為國家主人的尊嚴,而不應使其「低人一等」。因此,無論是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在法庭上,原告與被告的地位,沒有理由低於法官及檢察官。

    二、法官高居法庭之上,顯示法官的權威,此在威權之君權獨裁時代,固屬自然之事,但在國民主權之民主時代,實屬格格不入。因為:1. 法院的威信,應該建立在它的高度「說理性」之上,而不應在它的「威權性」,此所以民刑訴訟法均規定法院的判決應敘述理由,否則,該判決為當然違背法令。「威權性」是和「說理性」背道而馳的,兩者有其衝突性。法庭席位安排,強調了法官的「威權性」,實與法院應屬「說理性」的性格不合。2. 強調法官「威權」的結果,在法庭充滿威權的氣氛之下,當事人一般難以自由陳述,言詞辯論的品質,因此大打折扣,從而亦影響裁判的品質。要言之,法庭席位威權式的安排,在基本上構成了言詞辯論主義功能發揮的障礙。

    基上說明,本人主張無論是民事法庭、刑事法庭抑或是行政法院的法庭,法官席位都不應高於當事人,而應基於平等原則,與當事人及其他訴訟關係人平起平坐。法院組織法第八十四條第二項應修正為:「法庭内開庭時,在法庭實施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及依法執行職務之人、訴訟當事人與訴訟關係人,均應設置席位;其席位佈置,應依平等之原則為之。」使法庭趨於民主化及平民化。

    三、民事法庭席位的改進

    ㈠現行法庭席位將原告與被告之席位安排於原告律師與被告律師之後方並不妥適。蓋當事人所委請之律師,透過其法律之專業知識,雖將有助於法院對案件事實上與法律上爭點之了解,惟就案件事實之親身經歷者而言,係當事人雙方,僅有雙方當事人才眞正了解整個案件之來龍去脈。而現今民事法庭席位,將原告、被告之席位置於原告律師、被告律師之後方,該安排實有礙訴訟程序進行時,當事人與其訴訟代理人間就案情做意見之交換,進一步影響審判程序之進度及審判結果之品質。解決之道,應將原告與被告之位置分別安排與其訴訟代理人(律師)同座。

    ㈡現行原告及被告的席位,是並排面向法官,當事人都面對法官而陳述,這和民事訴訟是原告及被告雙方互為對立,互為辯論,而法官居中裁判的言詞辯論主義的結構不合。因此,應改為原告與被告相對而坐的方式,較符合言詞辯論的精神。

    ㈢改革後的民事法庭席位如下:

    ㈣國外立法例有設立橢圓桌型大會議桌,即所謂圓桌法庭以進行程序者。依據現行民事法庭席位之佈置,法官從法壇上指揮訴訟多有不便,為縮短法官席與當事人席之距離,以利爭點之整理,備置橢圓型大會議桌,使法官與兩造當事人能同桌就坐,彼此面對面,進行有關爭點整理之言詞辯論等訴訟審理(在此不包括證人詢問、判決宣判等)。

    在此種法庭之審理,直接有助於受訴法院與兩造當事人一面觀看相關證物、錄影帶或圖片等,一面就近協議整理並限縮爭點,促使言詞辯論活性化,並可促進兩造當事人面對面之溝通作用。此種法庭的佈置如下:

    四、刑事法庭席位的改進

    關於現行刑事法庭席位之佈置,檢察官席與辯護人席位分置於法官席前之左右兩側,被告席及自訴人席位則安排於法官席之正前方,有下列的缺點:

    ㈠檢察官之席位雖已於民國八十年二月八日自法官席旁移置法官席之左前方,與被告之辯護人席相對,惟此種安排仍非妥適。蓋檢察官與被告同立於當事人之地位,依當事人平等之原則,檢察官之席位應與被告相同,只因檢察官之心理抗拒,而將當事人之地位作不同處理,使為原告之檢察官在先天上凌駕被告之上,有違法院組織法第八十四條第二項所定當事人平等之原則,制度設計實有缺失。

    ㈡被告席與辯護人席分置於法官席之正前方與右前方,有影響被告與辯護人間就案情進行溝通之虞。蓋辯護人之任務係為其被告盡保護之義務,使被告免於受不公正之刑事判決,基於此一認識,被告應可隨時就審判中所發生之疑義,與其辯護人交換意見,而為適當之陳述,使被告免於冤抑。聯合國國際公民權及政治權公約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每一人應有充分的時間及設施以準備其辯護及與其律師溝通。」美洲人權公約第八條第二項更在文字上明確地表明「每一個人在審理期間應平等地享有下列最低保障……⒟被告有權利為其自己辯護或委任律師為其辯護,並得自由地(freely )且秘密地(privately )與其律師溝通(communication )。」反觀現今之刑事法庭佈置,將法官席、檢察官席、被告席、辯護人席分置四方,形成四面關係之現象,破壞了刑事訴訟中之三面訴訟關係,且阻斷了被告與其辯護人隨時溝通及諮詢的權利。

    為改正缺點,本人主張法庭席位佈置應依當事人平等原則,及前揭國際公約之精神,將被告席安排於辯護人席之右側,使為原告之檢察官與被告立於平等地位,並便於被告與其辯護人在訴訟進行中溝通,其法庭席位如:

    【「議題二—二提案一研議刑事法庭中檢察官與被告席位之設置」之書面意見】

  • 刑事訴訟制度之改革—探討增強當事人進行主義及其配套措施

    我國現行司法的一大詬病在於法官不能衡平聽訟。雖然我國民事訴訟向來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但刑事訴訟卻未採同一主義,係採職權主義,其中關於證據之調查,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因發現眞實之必要,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即可不待當事人提出聲請,法院自動而為證據之調查,所以做為當事人一造之檢察官在法院調查證據時是否在場,並不重要。

    然而公訴案件之審判,係由檢察官之起訴而發動,檢察官當應於審判時蒞庭,以發揮公訴人之角色。但目前實務上,許多檢察官根本不蒞庭,即使蒞庭,也僅是照本(起訴書)宣科,徒具形式罷了。而其結果常常演變成審判長與被告或其辯護人之對峙,或審判長代替檢察官為攻擊行為等等之法庭奇特現象。雖然就審判的正確性而言,職權主義與當事人進行主義何者較能發現眞實、實現正義,尚難以下定論。不過,就審判的公平性來看,則讓法官居於純然聽訟的角色,應較其依職權主動調查證據,並時常代行檢察官攻擊行為,裁判兼球員的情形,更能超然公平。

    因此,採行當事人進行主義,法官不介入證據之調查,純然聽訟;檢察官與被告在訴訟上的法律地位平等……。如此應較能保障被告之權利。但必須有認罪協商制度、起訴狀一本主義、強化制衡檢察官不起訴之機制、檢察官人力之擴充等等的配套措施。

    將刑事訴訟制度由職權主義改為當事人進行主義,容或較符合公平性的要求,且在法治國體系下,刑事訴訟之思考無疑是以「人權」為最重要之核心,採當事人進行主義,落實「兩造程序」,對於被告之人權亦較有保障。不過,改革能否成功,關鍵還是在於主事者的心態,否則,美國實行當事人主義已經顯露弊病,而德、法行職權主義多年,卻未傳出司法不公之譏,即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