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審判上曾經遇到兩個案件,讓我覺得很疑惑,分別說明如下:

㈠第一個案件:檢察官起訴被告駕車撞死人,係觸犯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這是法定刑有期徒刑五年以下之罪)嫌,第一審法院審理的結果,認為被告沒有過失,判決被告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第二審審理中,檢察官到庭亦表示請法院依法論處被告罪刑,但第二審法院審理後,認為被告應負過失致人於死之責任,但因被告並非以駕駛為業務,因此撤銷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改判被告普通過失致人於死罪刑(此罪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二年以下),被告不服,遂聲請檢察官為被告利益上訴(但因改判普通過失致人於死罪,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規定,被告不能提起第三審上訴),第二審檢察官竟然也准其所請,提起第三審上訴,主張被告無罪。此案,第二審檢察官所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如果有理由,則被告之行為本應獲判無罪,第一審檢察官為何提起公訴?為何第一審法院判決無罪後,又提起第二審上訴?如此,豈非在找被告麻煩:而且第二審檢察官到庭時,既然表示請第二審法院依法判處被告罪刑,而法院也依其所請判決被告有罪,又為何還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反過來主張被告無罪?我很困惑檢察官的立場何在?究竟係第一審檢察官起訴草率?還是第二審檢察官分不清過失責任之歸屬?或係我們的刑事訴訟制度有問題?

㈡第二個案件:告訴人告訴被告殺人未遂,檢察官詳細偵查後,認為被告並無殺人犯意,起訴被告犯普通傷害罪嫌,並在起訴書内附帶敘明被告行為並不構成殺人未遂罪之理由。第一審法院根據檢察官起訴書意旨,判處被告傷害罪刑。但告訴人不服,主張被告所為係犯殺人未遂罪,請求檢察官上訴,乃原檢察官卻不堅持原來起訴時之立場,又依告訴人之請求提起上訴。第二審法院審理後,認為第一審判決被告傷害罪責,沒有錯,予以維持,而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之上訴。但第二審檢察官又依告訴人之請求,提起第三審上訴,仍主張被告犯殺人未遂罪;嗣後第三審駁回上訴確定。這兩度上訴,顯示檢察官似不願意負起責任,只要告訴人聲請,即准為上訴,一推了之。而且第一審檢察官起訴被告犯傷害罪嫌所舉證據,自然亦僅證明被告犯傷害罪責之證據而已,其事後改稱被告犯殺人未遂罪嫌提起上訴,自然增加第二審法院調查證據之範園,亦擴大被告防禦之範圍,更易增加被告訟累,無異侵害被告權益。而且第一審檢察官如能勇於負責,駁回告訴人之聲請上訴,則案件即告確定,第二、三審之訴訟程序即可節省,不致無謂浪費有限之司法資源。

特別一提的是,個人總覺得如果檢察官濫行起訴,則「訟累」是對被告極為不公平之侵害。我們經常看到公務員被起訴圖利或漬職罪嫌,經過七、八年纏訟之後,法院雖然判決無罪確定,還他清自,但這七、八年之間,被告因停職而生活困頓外,還要面對親友、鄰居異樣的眼光,尤其復職回到原單位,發現已無職缺可以安排,或者昔日部屬已高升變成他的長官,實在情何以堪?這種「訟累」的折磨、打擊,如何令其甘心?此無異是法定刑以外之不當懲罰,怎能令百姓信服而認同司法?縱令有冤獄賠償之救濟,相信仍無法彌補被告永遠之傷痛。為避免民怨,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求檢察官謹慎起訴,並負實質之舉證責任?

縱上所述,檢察官如果不能謹慎肩負起訴及上訴之職責,實在無意義的增加法院之負擔,造成司法資源浪費,而不能為更有效之運用,精緻的審判自然不易獲得,又如何要求國民信賴司法。尤其上述一、二審檢察官之立場不能一貫,個人認為也是讓國民對司法喪失信賴的重要原因。因此,淺見以為在刑事案件之審判程序上,應明確區分檢察官與法官之權責,由公訴人之檢察官立於原告之地位,負起「實質而完全」之舉證責任,方能促使檢察官謹慎行使公訴權,並保障被告應有之權益,使有限的司法資源作最有效率之利用。這應該是我們審檢雙方之責任。

【「議題二—一㈠提案四確立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之書面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