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制度都有缺點，貴在應用於適合的社會狀況以及人民的感受，這應以實驗來證明，而非純理論的，現行之刑事訴訟法於民國二十四年元月修正公布實施，迄今其基本架構制度都沒改變，但實施實驗六十四年來，所得的現象及結果，是法官拼命累死，百姓怨聲載道，何以致此？以我長期從事審判工作達三十三年之實務經驗，問題發生在案件過多，以致發生法官問案態度不佳，懸案不結及裁判品質粗劣，宣判内容與當事人或民眾之期待遠離。欲解決此問題，除必須改變現行刑事訴訟制度外，同樣亦應提高法官之品質，如現制以一位二十多歲，毫無社會經驗的年輕法官來判斷是非、決定生死，百姓會放心嗎？

現行制度實施六十多年來，如果符合大家的需要，百姓能夠滿意，就無今天的所謂「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當然所謂改革必有陣痛，但重要的是千萬不要有本位之心態，諸如司法院定位，司法院的提案就是廢除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懲會，情何以堪？但卻表現了大智大勇，所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就是這個道理。如果我們眞的要一種比較健全公平的刑事訴訟制度，那改革前之陣痛，就像我們想要一位健全可愛的嬰兒，那生產前的陣痛，是必須接受的。

我每次都有發言，我的認知不一定很正確，但憑我三十三年審判的經驗，我應盡我一人棉薄之力，因為這關係將來制度的問題。我要強調，金字塔型訴訟制度是要把事實審的重心放在第一審，因為第一審距離案件發生比較近，對於人證、物証的鮮明度較為可靠。一審若能確定事實，有助於事實的發現，第二審若重複認定，以台灣目前的狀況，往往會有勾串證人、偽造、變造證據的情事發生，容易使真相模糊，使最高法院無法確定，只好將案件發回，愈審愈模糊，曾經有更審十八次的情形，連上帝來審也無法判斷。因此，應在人為干預之前把事實確定，這樣當然要有配套，以目前的狀況，一審一定要充足人員及其品質，甚至把資深人員放在第一審，莊代表說沒有法官願意去一審，像我就願意去第一審辦案，這是對制度及歷史負責。現在法官是辦案辦到死卻被罵到死，在座都是法律專家，知道犯罪之認定拖越久越模糊，結果本來應該要判死刑的就折衷判無期徒刑。

自八十四年十二月間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後，檢察官已無羈押被告之決定權，但偵查中之拘提、逮捕、搜索及扣押等強制處分，同樣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人權，亦有重大影響，倘期待一個以偵查犯罪追訴被告為職責之檢察官，同時亦要負起保障被告權益之責任，就人性而言，誠屬不能。且基於兩造當事人攻防之理論，倘追訴犯罪之檢察官擁有對被追訴之被告有強制處分之決定權，尤與當事人主義強調兩造武器對等之精神不符，故為防止濫權，偵查中強制處分之決定應透過法院之司法審查為宜。

法庭席位之佈置應思考法官、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各自之角色及功能。否則，當事人是頭家就請當事人坐在台上，讓人民公僕的法官坐在台下，不是更好嗎？有關自訴制度，我贊成採強制律師代理及付費制度，因為訴訟程序是屬專業性，倘任由無法律素養訓練的被害人擔任自訴人，會發生很多不必要的程序，徒耗有限的司法資源，所以須採強制律師代理制度。採付費之原因是提起自訴，經定罪確定者，比率極少，原因有許多是民事之問題及常係濫行自訴。國家既設有公訴人追訴被告，擁有指揮司法警察之權力，亦可運用檢察官公權力蒐證，鑑定等，在理論上應可為被害人有效追訴犯罪，然而被害人卻棄檢察官之強力有效之方法而改採自己來進行訴訟，其目的多在民事上之求償，以刑事達民事之目的，徒耗司法資源，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當然要付費。

可以了。

關於提案四，區分認定事實與量刑程序，在議題資料第四十八頁，這點我在討論時有記錄不同意看法，這點我不同意，因為認定事實與量刑分開是仿美國陪審制度，我們應該要不區分才對。

一、反對起訴卷證不併送及反對法官無義務調查證據所持理由不外三點，其一為法官在法庭上無事可做。其二為檢方之資源人力物力不夠。其三為有礙發現真實、傷害社會正義。其實：

㈠法官僅是無法預斷，在法庭上需指揮訴訟，讓攻、防兩造有秩序辯論證據之證明力，維持交互詰問之順利進行，藉以形成心證，在法庭上之工作分量，應不比現制輕。

㈡改採之制度，非今日就要實施，尚須假以時日，衡量檢方之能力資源，在立法時訂定實施日期，亦可逐步實施。

㈢在裁判者沒有成見，且在攻、防兩造當眾經過辯論、詰問等訴訟程序下所形成之心證，應更能發現真實。

二、檢方提出關於調查證據之範圍，如採其說，則比現制更不合理。蓋： 

㈠相關人員提出之證據方法或聲請調查之證據都需調查，則恢復原制度，法官仍然以球員兼裁判擔任裁判，絕不能公平、客觀。

㈡無論卷内有無證據資料，只與犯罪事實有影響或有利被告，都應調查，那有幾遞證據不必調查？檢察官又有幾種證據必須調查？

三、如採自訴制度，應採強制律師代理制，並採訴訟有償付費之制度，因為目前之情形，濫用自訴以達民事賠償之案例太多，非但耗資源，被告亦受不必的訟累，又訴訟程序有其專業性 ...

依議事規則第三項第四點最後二行，小組無法形成共識時，應由結論整合小組提出至多三個具體方案，分別列舉贊成者之姓名及人數，交由全體會議討論，既須列舉贊成或反對的人數，當然需要點名，所以昨天的表決，不會有問題。

主席、各位先進、關於所謂強化事實審之功能，我認為應該要建立一個金字塔型的訴訟制度。以我長期在審判中之經驗，我發現目前司法最常被人詬病者有三：㈠法官問案態度太差；㈡案件拖延太久，有時拖到七、八年尚未終結也有；㈢裁判品質及宣判結果與當事人或一般民眾的期待遠離。這三種結果歸究其原因，就是案件太多。案件太多，如何要求法官心平氣和問案，若每件均詳查要如何結案？連鐵櫃都擺不下，只想快結案，品質怎會好呢？因此，應探求案件為何那麼多，就是因為現在的訴訟制度採取直筒式，即上訴最高法院限制太寬外，我們的事實審採取兩審，也就是一、二審是事實審，而且第二審是事實的覆審，因此，變成不重視一審的審判。其實一審離案件發生時間很短，所有的證據都是原始的、新鮮的、齊全的，但是到二審時就難保這些證據是否經過僞造、變造、串供證人，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就變成了真相的模糊，一旦上訴到最高法院常因證據真僞併陳而無法確定，惟有發回更審，結果一審推給二審，二審推給三審，三審發回更審這樣惡性循環，怎麼能夠辦好呢？結果當事人纏訟經年怨聲載道。因此，我建議訴訟制度應該放在底下第一審，以第一審為事實審審判中心，第二審採行事後審 ...

本次會議是討論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的配套，我必須指出若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後，關於證據之開示，依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所提，證據中關於證人部分須先告知當事人，這點若不是有證人保護法來配套，以台灣目前黑金文化，將使正人君子不肯出面作證，所以應同時作週全的建制。回到早上之議題，卷證是否併送，檢察官是否要落實實質之舉證責任，這是司改之成敗關鍵。讓檢察官負實質之舉證責任，除能夠使法官保持客觀超然之態度外，尤其能促使檢察官發揮其應有之偵查主體功能，袪除依賴法院調查之心態。現在的問題在於檢察官無法落實實質之舉證責任，因為如此，檢察官無法發揮其偵查主體之功能。檢察官可以指揮司法警察、調查單位搜索證據，並擁有科技、鑑識之豐富資源。刑事訴訟之目的在發見真實，在檢察官擁有如此豐富資源的條件下，如果尚無法發見真實，那麼依賴身單力薄之法官就可發見真實嗎？從此方向思考，今日之所以至此，是因採取應由法院盡調查能事及卷證併送，以致於檢察官可把追訴犯罪發見真實之責任推給法院。在早期修正刑事訴訟法，原來偵查中不能聘任辯護人，修改成可以有辯護人，當時警察學校校長即表示如此警察就不能辦事，結果修改後不是好好的嗎？又前幾年憲法法庭辯論檢察官是否有羈押決定權時，法務部表示反對，但是現在亦沒發生問題。故採卷證不併送是否會有問題？答案是沒有。

本人認為欲建立公平之審判，宜採起訴卷證不併送制度及確立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

無論採何種制度，都有其缺點，因為人類創建的任何制度，都常因人為因素而無法完美無缺，如何運作，貴在是否適合於當前的社會狀況，換言之，適合於時空的需要者，則為優良的制度。基於此一認識，檢驗當前的司法現況，人民最大的不滿為審判不公。何以致此？原因固多，但重要的一點為法官常存成見，聽不進被告之陳述、辯解。為了袪除此一偏失，唯有在審判前隔離法官與被告犯罪證據的接觸，讓法官於審判伊始，能夠以空白之心證蒞臨法庭，能夠以客觀、冷靜而不存成見之態度來聆聽、觀察訴訟兩造之檢察官（或自訴人）與被告（辯護人）在法庭上之活動，用以超然持平的形成心證發現真實。如此，才能排除法官因事先閱覽卷證所形成對被告先入為主之不利偏見。

當前的司法現況人民最大的不滿是審判不公，人民的感覺何以致此？除法官心存成見，故必需在審判前隔離法官與起訴之卷證資料，採用起訴卷證不併送制度之外，同時亦應讓法官能夠以第三者之角色，保持超然客觀之立場來聽訟，袪除所謂「裁判兼球員」的角色，依現制「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刑訴法二五一、⑴），另又規定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