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女士，大家好，我是杜孝生案的聲請人，也是他最小的兒子。今天我特別要先感謝台北律師公會、臺灣民間真相和解促進會能夠促成這樣的一場模擬憲法法庭，可以讓我來到這裡講一些事情。
1952年我父親的這一件事，到現在已經經過一甲子了，1959年我在嘉義出生，算來也真的是哭了一甲子。對我來講，那幾乎是一輩子的事情，在短短的二十分鐘之內，我一直在想說要如何來呈現這樣的一個事件，確實千頭萬緒，要怎麼說呢？我想在法律上的問題，我全權由我的訴訟代理人來幫我處理，我想跟各位講述我在父親這一個案子過後對第二代所產生的一些影響來描述。
1959年我在嘉義線大埔鄉出生，大家都知道杜孝生是原住民，也就是在阿里山的鄒族，大埔鄉是平地閩南人的部落，我在開始懂事之後我就依稀覺得我不一樣，所謂的「不一樣」是除了家裡面的氛圍有一種不安外，我父親因為這一個案子後，我從小的記憶就是他非常沉默，他在家裡也不講什麼話，有一段時間其實他是酗酒的，他雖然是醫生，或多或少在那個村落有被尊重，但是我到外面之後，在1990年代族群衝突還是相當大，本省、外省、客家及原住民，原住民當然是排最後的。我出去就會被人稱為「番仔子（台語）」、「生番仔子（台語）」，我是在這樣的氛圍長大。在我完全不懂什麼是非、黑白、對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