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問之前先澄清兩個部分。因為這是公開法庭，我大概說明一下，按照我國的釋憲實務，針對廢止或已修正的法律，臺灣的大法官還是可以做違憲審查，這是第一個部分，高鑑定人是用美國法的思維去看，但我們實務上並不是這樣操作。第二，本法庭有一個叫做「模擬憲法法庭法」，第12條的規定釋憲的結果可以採溯及失效制度。

接著，請教高鑑定人兩個問題，剛剛高鑑定人一直提的是，聽起來大概的意思是認為不需要變更釋字第272號解釋，然後透過總統大赦或特赦權利的行使，讓這一些司法案件，讓受到審判案件的當事人得到一些平反。但已經有幾位鑑定人提過，現在國際上的認知對於轉型正義的要求是，受審判的人有追求真相與正義的權利，如果沒有讓他有一個上訴救濟的機會，基本上這一個權利大概就被剝奪。

你的鑑定意見裡面一直提到的是，擔心所謂溯及效力等等的問題，我剛剛講模擬憲法法庭其實已經不全然是這樣了，即便你有提到美國在二次大戰期間，有把一些人關押起來，裡面有一個人，我不會唸他的英文名字，但是他們說名字叫做「是松」。這個人1942年拒絕報到，後來被判刑，聯邦最高法院也維持有罪確定。但美國在1948年就對這一群日裔美人賠償。即便賠償之後，以是松這個被告而言，他其實於1986年在舊金山的聯邦地方法院，有再被審查的機會，法院認定當年的定罪判決是無效的，而1988年美國不僅對這一群人道歉，並再度作賠償。也就是說，以你提到的美國，即便數隔三、四十年也容許可以再上訴救濟。

另外 ...

想請問鑑定人，剛剛也有提到第3頁有引用公政公約第4條在談一個國家緊急狀態可以減免履行一些人權規定，釋字第567號解釋也符合這樣的意旨。我要請問的是：兩公約是1976年生效的，中華民國是2009年開始採行兩公約的標準，問題是以本件聲請人兩個標的案，發生大概是六十年前的案子。我們可以引用兩公約規範的意旨去檢視六十幾年前的案子嗎？還是說我們直接訴諸所謂世界人權宣言談到人性尊嚴的絕對性？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因為等一下要陳述意見的王韻茹教授，在她的鑑定意見中提到：「評價不法國家的法律效力，僅能訴諸於超越實證法律的自然法或正義原則」，她並且引用了德國法院的判決，我是從比較實證法的角度來請教這個問題。

我們在看立法資料的過程當中，知道當年在制定補償條例時，立法委員的草案原本有容許當事人可以提上訴的權利，當時的機關代表說法是案件量太多，法院負荷不了，第二個是年代久遠、證據滅失，最後才未通過相關條文。你們剛剛有回答高大法官那兩個案件的卷宗還在，我想請問的是，我知道當時受理將近1萬件左右，核准了7,000多件，當然這個數據只是看資料，我不確定是真的。

我想知道的是這一些卷宗都還在，是否就像你們所講的，在人權博物館還是哪裡？我們受理的聲請包含釋字第272號要不要變更，想要瞭解證據資料是真的滅失實，或者卷證都還在？

李教授，看了您的鑑定意見，因為很多都留白，而且沒有針對我們的爭點說明，因此我很好奇你的思路是什麼。如果你沒有理解錯誤的話，你應該針對私法自治，針對個案、針對爭議處理就好了，不用談那麼多既深又廣的原則。

剛剛有幾位都提到了，聲請方去聲請是變更第272號解釋的上訴權，聽你剛剛的意思好像是透過賠償那邊就可以翻案，現在問題是有一些人已經拿到補償了，在你的主張裡面還可以請求所謂的國賠嗎？

當時的立法設計是國安法禁止他們可以提起上訴的權利，因此就用兩個法律，一個是剛剛所講的補償條例，一個是受損權利恢復條例這兩個來去填補。因為聲請方有聲請，釋字第272號解釋我們要變更，你認為那兩個補償條例的存在正當性是什麼樣？

司改會票選出的題目，要去做適當轉化，這個問題涵攝不夠。我理解的法學教育問題會連結到，在於民眾對法治認知是不足的，這應該都是可以一起談的，會讓問題更清楚。以陪審為例，讓一個連事實跟意見都無法分辨的人，讓他去決斷人的生死，是很可怕的。我們的教育太早分科，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間的人才相互不了解，我們養成了專業的社群，但是除此之外他其實什麼都不懂，我現在也反對設置法律系，我自己也不是法律出身，是在念過別的科目後才讀法律的，台灣的教育基本上沒有強調思辨這一塊，實際的例子，我們作文考題大部分考抒情文與記敘文，不論是法國哲學大會考，或美國從小進行作文課、寫作課訓練，發展出系列教材，都會去要求區辨事實跟意見，他們從小就開始教，就在教導要提出自己的論述，提出自己的立場與觀點，是在講邏輯思辯，台灣沒有做這件事，我們把這個問題改變一下，應該要涵攝到法學教育，法律人跟社會對話困難，有時候不單純是法律人的錯，我們要談要跟人民對話，這是我看到這議題的立場。

我的意思是說找到對的人，看他的專業是甚麼，不論是否是法律社群都是如此，例如你在一個會議場合，挑了一群對的人進去，做出來的結果標準就會很清楚，如果找了標準很低的人，出來的結果標準就很低。

所以觀審制很重要。

確實應站在人民角度思考，但都強調民主，民主國家設計，民主只是其中一個，法治也是應該堅守的。司法最大的困境在於司法本身就帶有反多數決，不能認為庶民、民粹認為這樣，我們就該去服膺，我是公民法治教育基金會董事，昨天看關於政風人員的報導，民眾留言如果政風人員有錯為什麼不判有罪，但難道我們要以多數民意作為論點嗎？不適任法官這個問題排序在後面，法官心中竊喜，竟然不是第一名，竟然降到第8名。

淘汰不適任法官的標準不可能明確，需要委由法律專業團體累積共識，但現在連法律社群都普遍欠缺專業倫理時，是難以無法建立明確標準，更不可能詳細去規定。

國家是國民主權，司法需要民主正當性連結。舉例而言，美國聯邦不論法官或檢察官都會受國會審查。

錯誤訊息在流傳時應去澄清。

偵查不公開和判決書真的是兩難，針對上述所說白話文判決書的問題，判決書寫的不易懂，可能是法律人在保護自己，或是塑造出專業的形象，民眾找律師讀判決，弄得像解籤詩一樣確實不對，有些判決甚至是尋找類似格式照抄，而沒有轉化成民眾能理解的判決，是否能用類似法官協會臉書的方式，讓想知道的人去了解，因為人民越來越重視這一塊，很多民眾想要直接閱讀判決。偵查不公開真的要處理，很多案例在輿論審判下很難改正，例如曾文欽案沒有說過要吃免錢牢飯，仍被大幅報導，且在確定判決時，蘋果日報仍然這樣寫。

檢警調關係需要去解決，檢察官有在抱怨，忽略調查局的違法，雖然說檢察官主持偵查，但是調查員根本不受檢察官節制，調查員浮濫移送，警調是移送過來就有績效分數，從主管機關來看，警察歸內政部，調查局雖然歸法務部，但法務部實際上又無法管理，而反觀美國，FBI是在司法底下。在此我們要談偵查不公開，課予檢方更高義務，此點我們該予以肯定，但對於協助檢察官的助手（警調），應該給予檢察官有節制這些警調（助手）的權力。

鄭捷案承審檢察官出來受訪，這可能違反倫理規範，但卻沒有人意識到，而出來處理，偵查不公開的事情是在規範有權勢的公部門或是律師，媒體我們難以去控制，但我們對於偵查不公開的原則不該棄守，因此我們要課責的是檢警調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