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承續前次報告，澄清最高法院刑案積壓過多，不是最高法院的錯。這十年來，最高法院受理的刑案，增加五成半左右，造成案件增加原因很多，個人卻認為其中最嚴重是發回率增加的關係。七十八年度發回率只占二三•八一％，八十七年度卻占四三•〇二％，這並不是最高法院不負責任推卸案件，而是因為我們認為當事人的權利更重要，非要調查至事證明確沒有冤枉才敢讓案件確定。造成發回率偏高的原因，主要在於案發後調查事證沒有明確。當年的華定國弑母案，拖延十多年，經過十幾次發回更審才確定，其關鍵即在偵查階段未將相關事證詳細調查明白所致，這是一個很明顯的案例。在八十七年度依據我們的統計資料顯示，發回更審案件有一千多件，最高法院發回超過五次的有一百二十件，超過八次以上的有六件，這些案件中不乏超過十年以上者，久懸不決，對被害人、被告及社會都是不公平的。因此，我們深思此問題，認為只有在偵查中詳細調查，才能有所改善，因為案發當時之偵查最能發現真實，而拖到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時，因情境已變遷，事證當然更查不清楚。個人亦曾擔任檢察官，深信若偵查中能夠詳查證據，實質舉證，對被告的權利也有相當維護，在審判上不會造成拖延，也不會導致積案過多，久懸不決之弊端。為達到此理想，自應採卷證不併送之當事人主義，促使檢察官詳細調查證據。

昨天有代表質疑，改採當事人主義是否為解決最高法院之困難？不錯，最高法院確因刑案積案過多，而深以為苦。對此，我有義務澄清，以釋群疑，因為造成積案的責任不在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刑事庭至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積案未決者共有八千二百零八件。依作業程序先由審查庭過濾上訴不合法之案件後，才輪分保密庭（共十庭）法官審理，每月約可消化五百八十件。依此計算，新收案件至少要一年二、三月後才輪分到法官手裡，如加上優先分案（如重大刑案）插隊先分，則應該要積壓一年六、七月才能分出來，拖延未決，深深影響當事人權益。所以會積壓的原因自然係因案件過多所致，七十八年度新收案件才六、六一四件，至八十七年度新收一〇、一二九件，增加將近四千件，何況案件愈來愈複雜。造成積案急劇增加之原因固然很多，主要的是增訂太多的行政刑罰，及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顯然鼓勵上訴；還有因案件事證未調查清楚，一再發回所致。如再繼續惡化，到週轉困難時，最高法院刑事庭將有「倒閉」之虞。此正是職權主義運作下之惡果，利弊甚明。到這個地步，我們究竟要不要改革？請斟酌。將來如果採起訴卷證不併送之當事人進行主義，刑事訴訟制度成金字塔型時 ...

我來自最高法院，與會之前曾遇到一個很有趣的案例，從這一個案例，各位可以了解在職權主義之下檢察官和法官的關係是如何？蔡代表說：「有點黏有點不黏」，個人不敢贊同。這個案例是這樣：「檢察官起訴被告駕車撞死人，係觸犯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這是法定刑有期徒刑五年以下之罪）嫌，第一審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沒有過失，判決被告無罪。告訴人不服，聲請檢察官提起上訴，第二審審理中，檢察官到庭亦表示請法院依法論處被告罪刑，經第二審法院審理後，亦認為被告應負過失致人於死之責任，但因被告並非以駕駛為業務，因此撤銷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改判被告普通過失致人於死罪刑（此罪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二年以下）。被告也不服，遂聲請檢察官為被告利益上訴（因改判普通過失致人於死罪，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規定，被告不能提起第三審上訴），第二審檢察官竟也准其所請，提起第三審上訴，主張被告無罪。」此案，第二審檢察官所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如果有理由，則被告之行為本應獲判無罪，第一審檢察官為何提起公訴？為何第一審法院判決無罪後，又提起第二審上訴？如此，豈非在找被告麻煩；而且第二審檢察官到庭時，既然表示請第二審法院依法判處被告罪刑，而法院也依其所請判決被告有罪，又為何還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反過來主張被告無罪？我很困惑：檢察官的立場何在 ...

我在審判上曾經遇到兩個案件，讓我覺得很疑惑，分別說明如下：

㈠第一個案件：檢察官起訴被告駕車撞死人，係觸犯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這是法定刑有期徒刑五年以下之罪）嫌，第一審法院審理的結果，認為被告沒有過失，判決被告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第二審審理中，檢察官到庭亦表示請法院依法論處被告罪刑，但第二審法院審理後，認為被告應負過失致人於死之責任，但因被告並非以駕駛為業務，因此撤銷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改判被告普通過失致人於死罪刑（此罪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二年以下），被告不服，遂聲請檢察官為被告利益上訴（但因改判普通過失致人於死罪，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規定，被告不能提起第三審上訴），第二審檢察官竟然也准其所請，提起第三審上訴，主張被告無罪。此案，第二審檢察官所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如果有理由，則被告之行為本應獲判無罪，第一審檢察官為何提起公訴？為何第一審法院判決無罪後，又提起第二審上訴？如此，豈非在找被告麻煩：而且第二審檢察官到庭時，既然表示請第二審法院依法判處被告罪刑，而法院也依其所請判決被告有罪，又為何還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反過來主張被告無罪？我很困惑檢察官的立場何在？究竟係第一審檢察官起訴草率？還是第二審檢察官分不清過失責任之歸屬？或係我們的刑事訴訟制度有問題？

㈡第二個案件：告訴人告訴被告殺人未遂，檢察官詳細偵查後，認為被告並無殺人犯意 ...

個人從司法官訓練所結訓，即擔任六年的檢察官，當時覺得檢察官的工作很辛苦，往往不分晴雨上山下海辦案；後來轉任法官，從事審判工作十多年，覺得法官的工作更為勞累，由於案件量多繁雜，工作負荷又過重，經常白天開庭審理案件，晚上加班製作判決書，不眠不休。我們絕大多數的法官都是認眞從事，各位晚上如果經過台北市重慶南路司法大廈或博愛路台北地院，請抬頭望一望，如果辦公室還有燈光，那一定是我們的法官、檢察官和書記官同仁還在加班。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司法審判仍然未能臝得多數國人的尊重與信賴。個人認為目前司法刑事審判工作上的困境，簡要的說有兩點問題：一、案件太多，工作負荷過重，二、判決得不到國民的信賴。這兩點是有因果關係的，因為案件數量太多，使得法官沒有充分之時間、精力詳細審理，案子自然辦不好，裁判品質下降，當然得不到人民的信賴。訴訟案件增加，法院工作負荷過重，固然是因為社會進步，導致案件件數成長，有以致之。但深究其原因，實在是與我們的刑事訴訟制度有很大的關係，現行刑事訴訟實務上之運作，檢察官認為有犯罪嫌疑，即可提起公訴，但是認定「犯罪嫌疑」並無客觀的標準，完全操諸於檢察官主觀上的判斷。雖然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