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我早上有提到德國的情況，它就是固定嘛，那就不用再去斟酌什麼所謂的身分地位，那所以……如果說要避免法官所謂的恣意的一個認定，那乾脆就採定額，然後呢，不應有不當階級意識的差別待遇，我是建議喔，把這個不當階級意識那個拿掉啦，本來法官在裁量就是依據法律，你不能說法官是有階級意識阿。也許在當事人會認為說，是不是法官有階級意識？其實法官不是的，他是依據法律的規定，他所做的一個裁量，那當事人可能覺得不公平，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能說法官在裁量的時候有階級意識，所以我是覺得把那個用語拿掉喔，謝謝。

因為剛才有提到就是《刑事補償法》它的立法理由就已經提到就是說，它的補償的內涵是包括財產跟非財產，那我們說要增列非財產上的損害補償，那這個部分可能在處理上就會有困難，除非我們類似德國法那樣子就是說，有被不當侵害身體自由部分是一天多少錢，比方說固定我們就是說三千、四千或五千，那精神上的一個損害補償一天是多少錢？就是都是固定的這樣的一個金額，那處理上就不會有這樣的一個困難，那這個部分是針對身體自由有受到不當侵害的一個情形。

那針對龍綺的個案這個部分，因為是沒有被羈押，所以這一部分的處理是不是要另外規定？要另外規定、因為《刑事補償法》它只規定羈押，就是說身體自由受拘束的嘛，那你這部分大家如果覺得也應該給他適度的補償，那是應該在這個另立一條來特別的規定。

完善無辜受害者保護。

但是，那個冤案是不是改成無辜？

比較……因為我們是國是會議啦，所以我是比較傾向於說我們用字遣詞盡量中性，那用無辜，像美國那樣的innocent project，我想也許是中性一點喔。

那我們這邊都沒有過濾，那直接就是冠上一個冤案，那所有可能被判有罪、否認犯罪的人，每一個人都來說他是冤案，那你怎麼樣子去做一個篩選喔，就是說比方說……就在大法官處理的現在很多案件很多就是……當然也有一些刑事案件他也主張是有冤屈啦，那大法官認為他的聲請，這個沒有理由給他不受理，但是他還是一再的進來，那在刑事的再審案件一樣有類似的這樣的一個狀況喔。那就是說有一些……就是說從客觀的一些情況來評價。

那……就是說誤判的可能性並不高啦，因為當事人主張的一個情況大部分就是說對於一些證據的採摘，那當然就是說，如果像龍綺這種案件，有DNA的一個情況就是比較……比較明確一點，那有一些就像龍綺所舉的例子，像比方說性侵害案件或者是性騷擾案件，那麼很多類似的這樣的個案，那常常都是在沒有其他人的一個在場的情況之下，那所發生的，那像類似這樣的一個案子，那其實法官在辦類似案件的時候呢，我想應該不會只單純憑被害人的一個指述就會做出一個判斷，那當然我想一定會參考很多情況證據，法官才會下這樣的判斷，那我不敢說這樣的判斷絕對都不會產生閃失，但是如果說，像類似這樣的一個個案，那麼法官都全部把他判決無罪，那可能社會上大概也不會接受法官這樣的一個裁判。所以如果是法官這樣的一個態度，那可能社會上又會質疑說那要法官幹什麼？

那可能所謂的恐龍之名又紛紛而來，所以有一些指摘也許對法官是不太公平的、是不太公平，那有一些誤判的確是這個……等於是制度性所產生的，就像我看那個冤平所翻譯的那一本法官的被害人，那麼在德國也是一樣發生這個女兒這個質疑說被父親性侵阿，類似這樣的一個個案，後來查出來說就是因為不滿父親的管教或者怎麼樣子，所以就這樣的一個指述。那當然你說後來做出了這樣的一個有罪判斷 ...

對，當然是有經過一定的審查機制……

冤案是不是把它改成那個……刑案誤判的受害者，這樣子比較中性一點啦，那好像就跟我們下一個案子的用語也比較一致。

剛才俊億委員跟我提到啦，就是說，因為我們不可能鉅細靡遺地把每一個情況都寫進去，能不能夠說提示一個大原則這樣子，那以後在立法或者什麼……我想，必要的時候可以徵詢相關委員的意見啦，我們不可能……當然，我們可以大致上把一些重要的列進去就可以了。

那個已知是不是可以刪掉？那那個冤案我看用語，要一致，是不是改成錯誤裁判？建議採用能夠減少錯誤裁判……

關於金錢的補償要怎麼樣補具體的去討論這些問題的確會衍生一些制度面的一些爭議，那我們國家的這樣的一個機制，如果說基本上並沒有不足，那如果說我們今天要去改變，有沒有足夠的理由來做這樣的一個改變，畢竟我講的那當然就是說，要賠多少錢其實跟法官也無關，那反正如果立法多少錢法官就是照判。不過我想最重要的對被害人來說，就如剛剛講的應該不是光是金錢補償的一個問題，那怎樣子讓他的一個尊嚴怎麼樣做適當的回復，也許我們可以在這邊看看用怎麼樣的文字來表現，那他這樣的問題爭議性會比較少一點。那像類似龍綺這樣的一個案件是不是一定沒有辦法補償，我是存疑啦，因為根據這個刑事補償法規定，受害人有不能依本法受補償的損害得依國家賠償法的規定來請求賠償。那是不是說完全沒有路啦，那我不是說一定可以或一定不可以。

有關那個賠償金額部分因為每一個國家的國情不一啦，那我們國家之前比較低，後來提高到三千到五千，其他大陸法系國家怎麼樣我沒有詳細的去做研究啦。不過跟德國來看顯然我們是高很多啦。我不是說德國我們可以參考，不是這樣的意思，那我只是在說明每一個國家國情不一樣，那這個財政負擔的能力也不同。

那另外我就是想要回應一下那個致豪剛才提到說，這個刑事補償法，那對於說是不是長的不太好看，像犯人或者說行使緘默權，那麼因而會導致說是不是會這個機關可以不為補償。我想查看一下立法理由應該不是這個意思啦。那個第四條的立法理由是我大概稍微念一下，受害人意圖招致犯罪嫌疑而誤導偵查或審判行為者，例如為頂替真正犯罪行為人。或基於其他動機自己招致特定犯嫌，而虛偽自白湮滅偽造變造隱匿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等。這樣既然有意自己招致人身自由受拘束的結果，那對這樣的結果有所預期，這個時候如果仍然予以補償，那顯然跟國民的法律情感不符。所以參考日本的刑事補償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的規定，來增訂。所以我們這個規定是參考日本刑事補償法規定而來的。那我查一下德國的刑事追訴措施補償法，他在第五條也有不予補償的一個規定，那裡面有提到說被告故意或出於重大過失，以致招致刑事追訴訴追措施時也不予補償。

另外第六條也規定說在某種情形也可以拒絕補償，也就是說依雖然承認犯罪，但是對於重要的關鍵，他為不實的陳述或後來的陳述相矛盾，以至於陷自己於不利，或對重要有利的情況拒絕陳述，而導致刑事追訴。所以我只是說我們國家這樣的一個規定不是特有的，是相關國家的立法例是相當的啦。所以我們國家的刑事補償法是不是進步我不知道，至少應該不是落後，以上，謝謝。

對……對。

剛才薇君委員提到可能上一次發言，就是說提到龍綺的個案，的確是口誤啦，就是說提到說他算是幸運的，那因為個人是過去看過很多案件，那我之所以提到說他算是幸運的因為就是說……他在那個個案結束之後，那麼在那個當下DNA的一個鑑定的技術進步了，那麼他聲請再審，一下就得到這個法院的准許，那很快就得到平反。就是說這樣的一個……就是說受到平反的一個速度相較於其他個案來講，那算是幸運啦，我想就這一點來說。那當然對於他個人的這樣的不利的一個遭遇，個人真的是感同身受。

那其實我在看個案我是認為，如果一開始鑑識機關可以在鑑識意見的時候表達的意思比較精準一點，那麼檢察官在起訴的時候，在起訴之前如果說能夠比較詳細的去斟酌，多想一點，那在起訴之後假如說辯護人也比較仔細，可以要求鑑定單位前來交互詰問，那乃至於說沒有想到，那麼法官假設說他也比較細心一點，那也可以進一步的來查清楚，那我個人覺得這樣的一個所謂的誤判，是不應該發生啦，就我個人的一個觀點啦。

那……對龍綺的一個遭遇，個人也覺得……，雖然我不是承辦當事人，但是我想司法就這一點是欠他一個公道，這個我必須在這邊表達我個人的一個想法，尤其我現在擔任行政職，那的確司法應該要努力，不要讓任何一件冤案發生，不要等到發生冤案再來謀求補救。但是事實上根據研究，這個是人的能力有限，不要說我們國家，就以這個法官的被害人敘述德國的一個冤案的一個狀況之下，那麼他們都坦承這個是不可能避免的，一定會有的，一定會有的，因為人的能力有限，所以以至於說在發生冤案，或者說誤判的一個情況之下 ...

因為有關轉型正義問題，它的政治性相當濃厚，那因為我是，算是司法院推薦的一個代表啦，那某程度也有一點官方味道，那在我們內部有稍微溝通了一下意見，你們司法院沒有針對這個議題來表達司法院的一個看法，那基本上我們是認為在合憲的架構之下，那司法院這邊會尊重政治部門有關於制度的一個建構，所以這一部分如果等一下要表決的話，那我這邊就表示棄權這樣，謝謝。

好，我想這部分是不是就請素娥廳長來回應？

我簡單回應齁，對於龍綺這個事件，我希望龍綺能夠早日走出來啦！那我個人跟我們司法院內部刑事廳的想法有一點點不一樣啦！我對CCRC是比較開放的一個態度，只要在不違憲的一個前提之下，我想我們可以研議看看。那基本上建立金字塔讓整個國家的司法更有效率，那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大目標，但是一個大前提，我們不希望有任何冤案發生，即使發生我們也希望有一個防救，這個迅速而良好的補救措施，以上。

我有簡單做一個power point，是不是，那個。在看到這個議題，那我把這個龍綺，就是冤平會，關於龍綺的案子有做一個介紹，那我看了相關的一個內容，感觸很多，所以我就把龍綺的案件拿來讀一下，仔細讀一下。那剛才龍綺有提到說，他到現在都還搞不清楚，這個到底哪一個環節出錯。那這是我個人的解讀啦，那因為為了便於說明，所以我把龍綺的一些相關的案件的內容，再提出來，那如果讓龍綺勾起不愉快的一個回憶，那在此表示致歉。不過，為了便於說明，我會引用裁判書，或者ㄧ些相關文件，就是說那個冤平會裡面的一些內容來做說明。

那龍綺因為之前的一個案件，被判有期徒刑四年，那在一審這樣判，二審認為這個認事用法都沒有問題，三審也肯定了，所以很快就上訴駁回。那二審在這個案子，就是說龍綺他有提到不在場證明，那以妻子柯雅芳的一個證詞來做說明。那可是法院啊，不採信龍綺太太的說詞，那主要的認定，龍綺構成這個所謂的犯罪，是基於內政部警政署的一個鑑定報告。那這個鑑定報告在我看來是科學的鑑定，但是是很不科學的一個鑑定意見。那怎麼說不科學的鑑定意見，這個說是不排除混有陳某某跟林某某的DNA，或者兩種都具有同父系的血緣關係的DNA，然後呢也不排除混有龍綺的DNA。那兩個都是，就這個鑑定意見來看，都是不排除，所以在法院或者檢察官看到這個鑑定報告 ...

那剛才裕順委員提到說在行政方面的一個作為能不能夠提高他誘因啦，那這一部分也許可以用建議案嘛，建請司法院研議，怎麼樣提高這樣的……我想不要說誘因啦，這個……在行政措施方面，避免法官任意地把這個附民案件移到民事庭。當然如果說最根本解決的方式，就是說禁止移轉，但是禁止移轉又變成太僵化，所以這一部分，我是覺得可以稍微在文字上，就司法行政方面，做一點建議性的意見。

我再補充一下，事實上在當年，我在刑事庭當庭長的時候，我也了解，就是說要有誘因啦。那當時有提供的誘因就是說，你結掉附民的案件一件，也是一樣抵刑事案件一件喔，有這樣的誘因，但是呢，沒有用，大家還是一樣移。所以這一部分，這個誘因可能不大，因為基本上牽涉到法官的人力問題；那現在刑事庭法官人數是比民事庭多，那麼一講到人力問題，在表決上，民事庭法官絕對是表決輸刑事庭。所以這一部分，當然司法行政要努力啦，但是立法上，怎麼樣子讓它更有它的強制性而不流於形式？也許需要大家再思考一下。以上。

基本上我贊成一次解決啦！那我在高院當刑事庭庭長的時候，我們那一庭我原則上都要求附民要一起解決，所以我們那一庭，我印象中我在當庭長的時候，都一起判掉，那我在最近一樣有看到德國的一個裁判，那他是寫在同一個判決，刑事判決書裡面附帶的就是寫民事的賠償金額，那這樣子就可以減少法官的一些精力，那目前實務上做不到的因素之一，常常是有一些案件還在需要調查，沒有辦法說馬上一次就做決定。那如果說……事實上有很多案件只是單純請求慰撫金的案件，應該都不需要再調查，但是因為有的刑事庭法官因為他長期辦理刑事案件，很少辦民事案件，那他們的說法是說他不會寫民事判決，所以常常會是用這樣的理由……就是說心態上，這樣的理由把它移到民事庭啦！

所以我想……為了減輕當事人的一個勞費，那我個人也是贊成原則上應該是要一次解決，最好我們這……因為之後有要檢討裁判書的簡化或通俗化，這一部分也許我們可以不可以來檢討，參考外國的一個做法、情況，能不能在同一個判決書把它解決掉？但是我想還是可能要保留一個例外啦！因為有時候如果說民事案件，牽涉到民事，還有很多需要調查的時候，如果說一定要跟刑事案件一起調查，可能會延宕刑事案件的一個結案時程，所以我是建議，是不是我們不要那麼僵化？就是說原則上是要一次裁判，除非要經過……複雜案件需要長期調查的情況，有這個例外，才可以移到民事庭。

那我好像有看到冤平的那本介紹德國的法官及其被害人那本書裡面，有提到德國情況大概也都是一次把它裁判掉，但是，好像也有一些案件移到民事庭，但是在民事庭是不受刑事庭拘束的，它獨立地做判斷 ...

因為犯罪被害人光是這樣寫會讓人家誤以為也包括比如說財產性的犯罪，所以我還是贊成說要不然你就是把他「身心受苦、權利受害的犯罪被害人為案件當事人」，還是確定一下，要不然你這樣寫的話會讓人家誤以為犯罪被害人僅限於這樣描述的案件當事人，那實質上犯罪被害人的意涵應該不僅止於這樣子。

假設說今天在台北有一個專門的這樣的專業的法庭，那……

所以這部分是不是就是說，研議設置原住民巡迴法庭啦，對。

因為要不要設置原住民這個法院的部分，還是很長期的事嘛。

檢討被害人保護法第十條規定之適當性這樣。

就檢討吧。改成檢討。

C的部分是不是……。

我再補充一下，因為根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這邊有提到說如果是被害人對被害有可歸責的事由的時候，那麼可能這部分也是需要檢討斟酌那個賠償的額度，那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假如說今天兩個人他是互毆，那麼發生重傷那這種情況之下，等於說兩個人對於這個重傷的情況都有責任，那麼這個時候你說他們兩個都不用、等於說去考慮要不要酌減，或者說他們的一個額度，那麼站在第三者的一個角色來看這樣的問題可能也是不太公平。

我是覺得是不是用「檢討」比較適宜啦，因為你這樣子把它改掉喔等於說很多民法的原理原則可能被破壞掉，那這個比較是……我講的是茲事體大。因為你這樣一弄掉，很多保險法的一個概念，或者說國家的一個代位補償的一個觀念整個都會亂掉。所以我想這一部分是不是用「檢討」？因為有一些可能，比方說，我不知道日本的情況是怎樣喔，就是說剛才裕順委員有提到可能根據他受害的一個程度有不同的一個補償。那如果說是在國家財政能力負擔的一個範圍之內，那麼這個部分也許可以定位為說是國家的社會救助之類的，但是如果說那個額度很高的時候，那因為終究這些錢掏出來都是納稅義務人的錢，那國家有沒有能力做一些高額的一個負擔，我打個比方，比方說現在死亡的話是一百萬，假設啦我不知道，那如果說以後定位為說是兩百萬甚至三百萬的話，那麼這樣超越的一個範圍，如果說站在一個保險或者國家代位補償的這樣的一個理念的話，那麼這一部分可能是要國家有責任去帶、去追討，所以說完全這一部分說完全切割的話，我是會擔憂喔。這一部分可能國家財政上會有負擔的問題。

是不是可以仿日本法加一個侵害心理，侵害身體、心理的行為啦，要不要？因為你如果說不……設定這樣的一個射程，我看呃……以後在解釋上會很麻煩。

我在想這樣會不會範圍太廣？因為根據日本的犯罪被害人等基本法第二條的規定，本法所謂犯罪等是指犯罪及其相類行為影響、侵害身體、心理的行為。那麼我不太了解……在日本是不是這個部分是相當於所有的一個犯罪行為，如果說要涵蓋到所有的犯罪行為，這個射程會不會太廣？像現在所謂犯罪被害人財產犯罪，竊盜、侵占、詐欺，喔這個都相當多的犯罪被害人，那這些被害人是不是要同樣受到所謂的犯罪被害人的保護？我個人是有一些疑慮啦，那我不了解，除了日本以外，那其它國家的情況是不是也有類似這樣子，因為如果擴及到所有的一個犯罪行為，這個射程太廣，那國家的財政有沒有可能來負擔？我們開出這麼大的一個支票出來，有沒有可能兌現？應該要有相對兌現的可能性啦，我們這樣……來開這樣的支票才比較有意義，要不然如果說弄出來根本不可行，那我想也是空的。以上。

如果要文字的表現，是不是應該是司法文書要旨，因為有的判決書幾十頁、甚至上百頁，那怎麼翻啊。

我不知道可行性怎樣啦，因為現在即使是以司法院系統能力最強的大法官，都沒有辦法在短時間之內，能夠說把相關的重點，比方說以英文來表現，那麼更不要說普通法院有這樣的一個能力。當然，立意是不錯啦，但是我不知道可行性有多高啦，當然可以要朝這個方向努力我也樂觀其成啦。以上。

有關判決書的翻譯，這茲事體大，因為判決書就代表國家、法院裁判的內容，那如果說內容、翻譯跟實際的內容有出入，那誰要來負這樣的責任？所以在法院來說，我們目前應該是沒有這樣的一個基本配備，那如果說當事人有需要判決翻譯的內容，那是不是應該要去請翻譯社，或者透過認證的方式，來取得這樣的內容；那麼說要由法院來提供，各個不管是被告、或者是哪一方當事人的裁判書，當事人國籍的翻譯本，我想有困難；我也沒有聽過世界上哪一個國家有做這樣的服務。以上。

因為有關相關的一些黨政措施，這應該是屬於這個行政罰則，那司法院基本上就法官的審判的一個事項，司法院是不可能介入。那如果說相關的人員那麼有違反相關的法律，透過審判的程序那是法官依法來做一些不管是民事法、刑事法或行政法，但是司法院並不是相關的有關媒體事項的一個主管機關，那你要司法院就這樣的事項來做出裁罰，可能跟權力分立的觀點不符。

我記得在上次我已經對這個問題有稍微再表示過我的意見，那我請各位看一下那個資料，399頁，這個留德的楊雲驊教授，他表示他的觀點，他說鑑定制度在歐陸法向來都是由法官來選任，因為鑑定基於司法中立性不可能將鑑定任由當事人來選任，國內長久以來，倡議專家證人制度，如果引進這套制度，司法就變成有錢人在玩的，司法會變成階級化，偏頗化，所以台灣是否形成改成專家證人，我非常質疑，那各位再看看398頁，這個留美的林志潔教授，她說在我國現行實務運作下，引進美國專家證人制度，可能造成不同資歷的被告，所能聘請專家證人的能力有限，而產生訴訟上不平等的情形，且專家證人難免有產生偏頗的疑慮，是否引進專家證人，恐需進一步研議，那不管從留美或留德的這些學者來看，就是說他們基本上不太認同這個專家證人這樣的制度，那我個人過去從事審判的經驗，當然就是說如果是囑託這個私人單位來鑑定，不管是會計師公會，或者什麼機械公會，或者甚至這個學校單位，如果是有一個特定的教授來幫忙鑑定，那麼請他們到法庭來接受交互詰問，基本上都沒有問題，那現在鑑定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說機關鑑定如同致豪委員剛才提到的，就是說當事人對於一些鑑定意見有疑慮的時候，那麼我們要求這個鑑定機關提供鑑定人，那他們就是直接表明他們是機關的意見，那他們也不便提供到底是哪一個專業的醫師，提供這樣的意見，那就是說對於很多專業的一些問題法官他不是專家，那你說這個今天原告找一個專家證人到法院來作證，那被告呢律師這邊也找一個專家證人來作證，今天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到底說原告的專家講的有道理？或者是被告的專家講得有道理？憑良心講，法官也無從 ...

有關證據法則或證據法典要採取什麼樣的模式可能牽涉到訴訟制度的問題，那現在我們的各種的訴訟制度可能所採取的所謂的訴訟制度的主義，並不太相同，民事是當事人進行主義，刑事當事人主義為主那職權主義為輔，那在家事案件性質上是歸類在民事案件，他又是比較是職權主義，那在行政訴訟也是比較是職權主義的傾向，那在這種訴訟制度情況要採取什麼樣的一個主義的方向都沒有定位之前，那我們現在說要來制訂統一的一個證據法的專法，要做這樣的結論我真的是有點疑慮，以上。

現在提案這樣改，我不知道要怎麼投票，因為就五個單位，去掉行政院，就是立法、司法、考試、監察，那還有什麼單位可能設呢？台灣話說：「用膝蓋想也知道」，就是說看起來好像就是司法院比較跟這個沾得上邊啦，那這樣的一個方式的提案我覺得是不太適合，如果說要這樣的提案我個人是沒有辦法參與表決，要不然就是回到原來的提案，你就是不要講說要在哪一個機關，我們就是一個模糊的這樣的一個提案，那至於說以後到底是要在哪一個機關，也許到時候再去做詳細的討論跟評估，以上。

我認為兩個問題不完全一樣，第一個是針對檢方，第二個是院、檢都有，但是焦點是放在媒體，所以我覺得分開會比較清楚一點。

個人從事司法工作三十幾年了，那其實就是說在這一段時間辦民事的案件比較多，刑事的案件相對少一點，但是不管是民事案件或者刑事案件，大概都會牽涉到有一些專業的問題，那誠如剛才毛委員所提到的，就是說事實上在審判的很多案件當中，會碰到需要鑑定的案子，並不是非常的多，所以大部分的案子應該算是所謂的明案，那疑案並不會非常的多，但是碰到疑案的時候，也是法官非常傷腦筋的事情。

那麼因為有時候當事人有爭執需要送鑑定的時候，對於鑑定的結果不滿的一方總是會要求再鑑定，那常常一個案子就是因為一再的鑑定，拖個三五年，那是常事。所以我想如果說要建立一個比較值得信賴的一個鑑定機關，不需要一再的鑑定，那我想這個是有必要的。比方說剛才有提到說有一個國家局的單位來審查哪一些人是適格的鑑定人。那在審判實務上比較困擾的就是說，有時候在送機關鑑定的時候，機關鑑定這些鑑定人常常躲在機關的背後，他不願意出來到法院接受當事人的交互詰問，那我們要鑑定機關提供到底是誰鑑定的，一般也都會拒絕。那一般私人單位的一個鑑定，大概都會說這是某某專家來鑑定，所以在私人單位的鑑定比較沒有這樣的一個困擾。

所以我是認為說，剛才像是致豪委員有提到說：專家證人或者是現在的一個鑑定制度的一個比較問題。那我想在這邊稍微先表示一下個人的意見，就是說在從事審判工作二、三十年的當中，個人覺得目前的一個鑑定制度，對於當事人想要獲得公平審判的機率，應該是會比美國式的專家證人這樣的制度來的好。為什麼？因為美國專家證人的一個制度，專家證人今天是原告委任的，一般大概就是講原告的話，被告委任的就是講被告的話，那麼如果說今天一個審判程序不是陪審團來決定這樣的事實，那是由法院來判斷，那就誠如剛才李委員所提到的，就好像法院不是獨立的審判，而是可能受到誠如林教授所提到的 ...

主席、大家好，我是蔡烱燉。現在在司法院服務，那過去在普通法院擔任法官33年，那在這33年當中我感覺上司法的確是一直在進步，那在這33年當中，有召開過一些司法會議。不過呢，司法內部本身也都一直在進行內部的改革，那在這33年當中很遺憾的，我發現民眾對司法的信賴，並沒有因為司法的內在進步，而有明顯的改觀。

那我分析這樣的原因，可能在過去司法內部跟非法律人的互動不夠，或者人民對於司法資訊的取得並不是充分地了解，所以可能司法在這一方面的努力還不夠，所以我們可能需要再進一步的努力。那在這些年當中，有一些結構性的問題，就是沒有做一個比較大的變革。

比方說：金字塔訴訟跟人事制度的一個建立，人民也許不太了解，這樣一個結構的重要性，但是我想，凡是從事法律工作比較久的人，當然都知道世界各國一些比較先進的法治國家，一定是往這個方向來走，那我很高興這一次的司改國是會議，有比較多的，甚至比法律人還多的成員來參與，那我相信透過這樣的一個互動，應該有助於非法律人對於法律世界的一個了解，那我相信司改如果穩健而堅定地往前走，那終有抵達美好目的的一天，所以我預祝本次的司改國是會議能夠順利圓滿，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