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上，首先台北市政府作為依法行政機關，無論是受理登記或處理訴願，確實有一群人，無法在法律上主張權利。雖然我們透過各種方式，譬如放寬法律最大的行政手段，在居住、醫療上給同性伴侶最大的行政協助，可是我們發現，無論我們做再多的放寬，婚姻制度牽動太多權利，包含所謂的子女、繼承、各式各樣的，這不是我們行政用我們的方式就可以突破的。無論行政怎麼面對這問題，做再多努力，都是扭曲跟忽視有一群人在法律上，確實不能主張他所受憲法保障的權利。而我們回頭審視大法官透過解釋，在憲法22條確實宣示，婚姻權受到憲法保障，也是人格權的一部分，那他牽動人性尊嚴的部分，因此我們認為有提出釋憲的必要。不論之後透過怎樣的立法方式，都不能抹煞，這議題本身在違憲審查部分，在是否受到平等自由權的保護，是有被解釋合憲與否的重要性。因此台北市政府就此仍然請求大法官，面對現在的現況，在我們採用伴侶註記，短短兩年已經有316對的同性伴侶來申請註記，這代表的是有將近六百多位的個人，在主張他的婚姻權利時，需要受到保障。再往下看，將近兩千多個家庭有同性婚姻需求，而有相關權利需要被照顧到的，因此我們認為這個議題已經成熟到需要被細緻的討論，在我國婚姻核心中，是否是異性，或同性也包含在裡面。

我一併把問題問完。我要請教劉宏恩教授，在你的鑑定意見裡面有提到所謂的「隔離但平等」的概念。想問劉教授，對於民事伴侶法或民法修正，不管哪種手段，在「隔離但平等」的概念下反映出怎樣的意義？

第二想請問張文貞教授，大法官往往將婚姻家庭變成社會發展基礎，看起來教授認為在這個討論中，婚姻自由跟家庭權是兩種不同內涵的概念。所以想要確定，這兩種不同的內涵概念是可包括，還是兩種不同的操作制度，在我們現在討論同性伴侶進入婚姻的議題裡，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