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上大法官、鑑定人及在場各位機關代表大家好,我是杜銘哲先生所委託的訴訟代理人,我想一併看著我的講稿講,因為我有一點緊張,請大家見諒。
記得第一次訪談杜銘哲的時候,他跟我們說他的爸爸生不逢時,從那時候我一直在想他遇到的是什麼時代,那是在日本剛撤離而國民政府剛來臺的時代,原住民菁英開始追求自治、自主的理想時代,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出於對國民政府的失望以及兩個中國在臺灣的競逐,他們也始終保持著觀望的態度,如果我們從原住民族菁英主體的角色出發,我們可以知道那是非常合理的選擇,他們不想介入平地人的紛爭,他們希望在延續殖民數百年的慘痛歷史的經驗中,尋找到原住民族的出路。
僅僅是這樣的需求或是短暫一絲絲的觀望,都不能見容於當時的時代,當時國民黨政府不容許這樣子的一種過度的自治自主,乃至於他們不容許一絲絲對他們的不忠,即便當時原住民族菁英的自治主張,從來沒有脫離過中華民國體制,乃至於也沒有加入過共產黨,但是這樣的一絲不忠,導致了他們必須要以他們的生命、自由、財產及鮮血來付出代價,因此我們看到的是什麼?他們建設部落的努力,他們建設新美農場的努力,可能最後成為貪污罪的證據,他們在被逮捕之前,保安司令部及國民黨政府就已經設立好傳單、未審先判,臚列好他們所有貪污的證據,乃至於參謀長總統蔣介石可以恣意把其中四個人的刑度改成死刑,把杜孝生的刑度加上兩年。
甚至在不起訴處分做成的時間點的同一天,高一生等人就已經被槍決了,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我們可以想像在開山地保安會議的那一天,杜孝生可能想著隔天還要回到衛生所忙著他的醫療工作、衛生工作、疾病防治工作,但是他不會知道當他下山的那一刻迎接他的是誘捕、死亡及自由的剝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