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上大法官、鑑定人及在場各位機關代表大家好，我是杜銘哲先生所委託的訴訟代理人，我想一併看著我的講稿講，因為我有一點緊張，請大家見諒。

記得第一次訪談杜銘哲的時候，他跟我們說他的爸爸生不逢時，從那時候我一直在想他遇到的是什麼時代，那是在日本剛撤離而國民政府剛來臺的時代，原住民菁英開始追求自治、自主的理想時代，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出於對國民政府的失望以及兩個中國在臺灣的競逐，他們也始終保持著觀望的態度，如果我們從原住民族菁英主體的角色出發，我們可以知道那是非常合理的選擇，他們不想介入平地人的紛爭，他們希望在延續殖民數百年的慘痛歷史的經驗中，尋找到原住民族的出路。

僅僅是這樣的需求或是短暫一絲絲的觀望，都不能見容於當時的時代，當時國民黨政府不容許這樣子的一種過度的自治自主，乃至於他們不容許一絲絲對他們的不忠，即便當時原住民族菁英的自治主張，從來沒有脫離過中華民國體制，乃至於也沒有加入過共產黨，但是這樣的一絲不忠，導致了他們必須要以他們的生命、自由、財產及鮮血來付出代價，因此我們看到的是什麼？他們建設部落的努力，他們建設新美農場的努力，可能最後成為貪污罪的證據，他們在被逮捕之前，保安司令部及國民黨政府就已經設立好傳單、未審先判，臚列好他們所有貪污的證據，乃至於參謀長總統蔣介石可以恣意把其中四個人的刑度改成死刑，把杜孝生的刑度加上兩年。

甚至在不起訴處分做成的時間點的同一天，高一生等人就已經被槍決了，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我們可以想像在開山地保安會議的那一天，杜孝生可能想著隔天還要回到衛生所忙著他的醫療工作、衛生工作、疾病防治工作，但是他不會知道當他下山的那一刻迎接他的是誘捕、死亡及自由的剝奪 ...

鈞庭、鑑定人好，以下幾個問題就杜案的脈絡想請教。

第一，鑑定人所謂的回復義務是在戰時體制下衍生的，但杜案是個案審查的案子，如果就我們的當事人而言，我們要請求回復，到底鑑定人認為回復義務的憲法上基礎是什麼？鑑定人是否覺得我們透過憲法第24條為依據，向國家請求賠償這樣的權利是可以可行的途徑？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因為杜案涉及到的是一個補償範圍劃定的立法裁量問題，但是鑑定人在鑑定報告中也提及釋字第567號的最低限度保障是指涉到損害重大難以回復的法益侵害，比如人身自由、或者是財產自由等等，在本案中很明顯涉及到這一些法益的侵害，而鑑定人在鑑定報告中進一步提出，針對這樣類型的法益應該要採取高密度的審查，因此想要進一步確認鑑定人的意見，是否在這邊就立法裁量去落實一個回復義務的情況，應該要採取一個高密度的審查，如果是這樣的話，立法者在這邊所擁有合憲的裁量空間是什麼？

另外，鑑定人在鑑定報告中有提出要類型化侵害的態樣及相對應的義務，我們也要就杜案的脈絡想要請教鑑定人，對鑑定人來說，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態樣侵害，而所謂的回復義務是否包括請求補償條例的補償為一個必要，以上三個問題請教鑑定人，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