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今天這樣一個釋憲法庭，爭執的焦點到底是民法明文禁止同性婚姻違憲，還是民法在民國19年制定時沒有規定同性婚姻，也就是立法不足，而違憲，這是第一個大家要釐清的。第二個，本件釋憲的源起是因為戶政機關不願接受同性的結婚登記。誠如剛剛提到的，當民法沒有規定同性婚姻這樣的機制，如果我們戶政受理機關受理登記，才會產生違憲問題。因為民法跟戶籍法本身做為戶籍登記時會延伸出幾個大法官提到的，他就會造成本人或第三人，增加他的權利或義務上的負擔，譬如說繼承的權利或是撫養這樣的負擔。所以根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規定，增加人民權利義務，絕對要以法律定之。今天民法沒有規定，若戶政機關或法務部准許登記，增加第三人權利或負擔的時候，這樣合憲嗎？這是第一個基本要釐清的。

第二個，對於民法這樣的保障不足，並不是在制定當時，而是因為社會演化產生這樣的需求。但到底這樣的制度，這樣的需求的內涵或是影響的衝擊，坦白說這社會持續不斷討論。我們看世界各國的發展，全世界兩百多個國家，只有15個國家訂定伴侶法，23個國家有所謂同性婚姻法，但是這23個國家也是有21個國家是從伴侶法發展過來成婚姻法。表示對這樣的議題，事實上要考慮各國國情、文化、國民接受度、宗教信仰等因素，透過社會不斷溝通、融合，甚至實驗，大家才可以到最後的階段。如果想要一步到位，就要看這樣的社會有無辦法承載這樣急遽的變化，我們都要考量。

在我國來說，對於同性婚姻這樣的議題 ...

我先對程序上，確實剛剛湯大法官問到重要的議題，也就是司法的違憲審查正當性的爭議。基本上我們大概看很多學說討論，認為有幾種案件會發生。第一個是憲法規範不明確，像墮胎、安樂死或同性婚姻這樣的議題。第二個是接近現有知識極限的案件，例如複製人。第三個是價值立場跟意見高度分歧的案件。這大概是在司法違憲審查時會有這樣的質疑，到底正當性是如何。因此有學者針對司法違憲審查的政治界線，有人從功能取向分析法，做這樣的探討，認為應該要從憲法、立法、政府等政治部門在功能擔當、組成結構、民主正當性基礎、資訊的取得、問題的處理與決定形成的程序等等功能結構因素比較分析，來決定違憲審查範圍，並區分不同的審查程度，避免某些議題是由不具直接民意基礎的法院以自己的價值判斷，取代直接民意基礎的立法者價值判斷。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有另外一種，對於到底在什麼情形之下，司法審查的功能，來做這樣的發揮。也因此有人認為，司法審查功能應該只有在補強或促進民主政治，而不是對抗民主政治。這樣的理論是從民主程序去證立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進而主張，法院如果要介入並且對抗民主政治的決定，就要證明它程序上可以比民主程序本身，提供更高的正當性、更健全的民主程序、或可以修復民主程序的重大瑕疵。湯大法官在民主程序上的質疑確實值得跟大法官的探討。

第二個實體上的問題，也就是對於異性婚姻跟同性婚姻，如果都是以憲法二十二條的規定，是否有妨害秩序上、認定上的不同。事實上法務部認為，如果這兩者都是屬於憲法二十二條的範疇 ...

謝謝羅大法官跟審判長，我想先做一個立場的澄清。第一個，法務部向來都不認為民法有去限制或禁止同性婚姻或結合。主要的原因是，民法制定的當時，根本全世界都沒有同性婚姻的討論或需求出現。所以法務部只是認為，民法只是就當時的一夫一妻這樣的婚姻制度來規定。至於七十年後或是幾十年後發生的同性婚姻，是因為社會的變遷。針對社會變遷，我們要用憲法跟法律如何對待處理。誠如剛剛廖教授有提到，對於社會變遷，憲法要怎麼回應？到底是由司法用解釋的方式，還是由立法來集結國民對於社會變遷的反應？這就是憲法跟法律的考量。所以對於同性婚姻，後來發生這樣的社會需求或是演變，第一個，法務部基本上認為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民法這樣的婚姻制度已經經過大法官多次解釋，認為婚姻制度的概念是一夫一妻，至於新產生的同性婚姻也好、或是民事結合的機制也好，要怎麼去保障？坦白講，我們認為在保障多元的憲法要求下，他應該是有多元的機制。所以我要順道回應張文貞教授說的，世界各國目前為止最少有九個國家是訂定同性伴侶法，我們也沒看到該國認為這是違反憲法。

最後回到羅大法官所說，憲法第七條無分男女的平等機制，反應在男男女女的婚姻上，我們認為憲法第七條所謂無分男女一律平等，我們覺得是男性、女性在法律上地位的平等。剛剛劉教授也提到，民法原來規定，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這很顯然，就是違反憲法在法律上的一律平等的要求。所以對於男男女女，以憲法不分男女的概念來講，是有區隔的。也就是男男女女的結合，應該是在另外的一個權利 ...

請教陳愛娥教授跟劉宏恩教授。請問陳愛娥教授，憲法22條保障婚姻自由，學說上有說婚姻自由對合法婚姻受制度性保障，並且認為同性婚姻允許與否不僅是法律問題，也涉及文化習俗、宗教、政治經社生活等多方面問題，兩位學者著作裡面也有。所以有關婚姻制度內容立法者是否有優先決定權，大法官的解釋是否限制立法者的形成自由？

第二想請教劉宏恩教授，憲法22條規定人民自由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均受到憲法保障，劉教授鑑定意見有提到憲法22條的社會秩序不等同傳統習俗，我們也認同，但是傳統習俗為社會秩序的一部分，他也認為應該合乎憲法價值。只是憲法價值的秩序往往有相衝突的地方，譬如假設今天婚姻自由跟宗教自由產生衝突，跟契約、學術自由產生衝突，這幾者都是憲法保障的價值，到底應該如何兼顧？本案如何透過大法官解釋擴張到同性婚姻，釋憲者如何考量對文化習俗、宗教、政治、政經社會、道德倫理、現實社會秩序影響相平衡？

可以一次請幾個？

第二個問題就是大法官一直到民國91年554號解釋都多次確認憲法22條是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保障，那到底你們認為民法這條規定是什麼時候開始違憲的？

謝謝。我們都知道法律是反映社會需求，才給予制度性確認跟保障。民法婚姻規定是在1930年制定，制訂是依照我國人民數千年生活所形成的社會規範跟機制，從民法制定史料這裡面可以看到立法理由。易經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民法在民國十九年制定是依照這樣的歷史發展跟社會需求制訂，但當時時空環境下，無論我國或世界各國，對於這個所謂的婚姻或是其他形式結合，是由男女兩人以外來締結這樣的討論或是社會需求，並沒有的啦。大法官歷年來解釋，直到民國91年554號解釋，都再次肯認婚姻自由的機制，憲法在22條保障的婚姻自由是肯定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所以我們想請問聲請人祁家威跟許代理人，是否可以讓我們理解，到底同性婚姻這樣的社會需求是在何時出現，民法未就同性別兩人婚姻加以規定，到底是在何時違反憲法？

抱歉，我剛剛沒有回應聲請人。現行民法關於婚姻要件，並沒有以生育能力做必要條件。所以坦白講六七十歲的男女要結婚，一樣也可以，現行民法本身就不以生育能力為要件。民法立法當時是綜合整個包括人類繁衍、人倫秩序、養育子女等多重社會功能，立法者顯然有這樣的期待，希望家庭有繁衍功能，但不是要件。

謝謝。有關台北市代理人所問，修改民法有沒有可能妨礙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民法機制不是單純就民法而言，是整個社會在數千年，就有關私法上婚姻結合，還有保障家庭跟婚姻這樣的機制，譬如刑法239、重婚、甚至夫對於妻這樣的一個行為，都是相關的機制，所以單純修改民法，其他社會機制是馬上造成衝擊。特別是像祭祀公業管理條例，明定嫁娶婚，毫無疑問是以異性結合來做。所以毫無問題，一定會衝擊到民法外，整體社會以婚家結構所帶來的相關機制的衝突。

第二，簡單舉一個生活事實。過年時我們在家族的祭祖裡面，突然有個長輩問我，將來如果是同性婚姻時，祖先牌位，是要寫兩個都考考還是妣妣？整個家族就為了這個產生了爭辯。同樣情形，昨天我收到訃聞，我們在庶民生活情境裡，要怎麼定位這個是媳婦還是女婿？不論是男男或女女，都會有生活上會產生秩序的衝擊。上禮拜立委也問我這樣的問題，說速度不要太快，因為他們未來參加婚禮要不要稱新娘新郎、男方、女方主婚人。特別是中南部衝擊更大。社會上對於同婚跟反同婚，事實上是還沒溝通，也還沒有達成初步的方向跟共識，若貿然修改，毫無問題，一定會衝擊到社會秩序跟公共利益的。以上。

審判長，各位大法官，大家早。本部今天是以民法主管機關的立場到憲法法庭來陳述，所以地位上與一般訴訟被告不太一樣。有關本案言詞辯論的爭點，本部已經以書面意見陳送鈞庭參酌，現在簡要敘述如下，等下有一些書面摘要再補陳。

爭點一，民法親屬編的婚姻規定是否容許同性別的兩人結婚。本部認為，不論從立法的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等解釋方法，始難以導出民法婚姻規定容許同性別二人結婚的結論。誠如聲請人的代理人所敘述，婚姻制度是就人類數千年的生活規範，由立法者給予制定。民法在民國19年，在做制定時，係就我國數千年來，整個社會對婚姻制度這樣的規範，由立法者來給予他的婚姻的內涵與要件去做規定。那當時到底有沒有同性婚姻這樣的社會現象或相關機制？毫無問題是沒有的。更重要的是在於，民法就有關於婚姻這樣的規定，在當時制訂時，雖然是在訂婚機制裡有作「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在結婚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必須是一男一女，但基本上結婚是銜接訂婚的接續行為。而從民法親屬編諸多規定，是建構在兩性結合為基礎的概念上，從民法§973、§978、§930、§959結婚一方不能人道而不能治者得撤銷、或親屬編第三章父母子女關於婚生子女之推定、認領等等相關規定，均可看出現行民法結婚在解釋上應為一男一女。雖有學者專家試圖從上開條文「男女當事人」一詞，並未否定男男女女之可能，但若從婚姻章第三節有關於婚姻普通效力之規定，均使用異性的「夫妻 ...

就法務部的部分，簡單向各位報告，編號03「司法文書和司法語文之改革」，由司法院和法務部共同處理應該就可以，到底文書要白話到什麼程度？這裡面還是有很多專業用語，可能很難避免的，這部分我們應可再處理。

就法務部單獨可以做的部分，第一是編號08「活絡學界與實務界交流」，這部分法務部執行實務上沒有困難，第二是編號85「強化國際司法互助」，這本來就是法務部的工作，當然其他單位包括司法院和律師界如果可以給予協助，我們也很樂意，這部分我們也可直接來做。編號87「檢討緩起訴金之用途，是否可用於公民教育等」，這部分法務部可以修改緩起訴金的支用辦法。

第二部分，有關應該公布檢察官所處理案件及處分結果，這個基本上沒問題，只不過，在時間點上要向各位報告，包括編號24「提升司法透明度，檢察官結案書類應公開」，法務部內部目前已初定，沒有太大爭議，起訴書原則上在一審判決後公布，各位或許會認為，為什麼不在起訴後即公布？因為我國判決書寫法和美國、日本不一樣，美國起訴書僅簡單摘要事實，但我國起訴書會列到證據、證人等很多相關資訊，這在審判中若讓外界知道，恐會受到一些干擾，是我們必須顧慮到的，包括證人是否會受干擾、證物是否會被湮滅等等風險，將來不論是採參審制或陪審制，書類要如何在一審時呈現？先公布是否會影響到陪審員、參審員或法官等 ...

每位委員如果各推薦12人，最多會有192個人選，再加上15位

票選法官、檢察官、律師，當然有些會有重複的，再從其中挑選75人。

這樣恐怕會破壞生態，會比法官和檢察官多，這恐怕不適宜。

一、基本上，法務部是司法行政機關，角色和立場比較尷尬。在事前，案件是由具有一定司法獨立性之高檢署及地檢署來偵辦，一些通案性的事項，法務部可以做規範，但具體的個案，法務部只能對檢察官做事後督導。這樣的時間差，就會造成民眾對法務部的功能與角色有很大質疑。

二、過去累積問題之癥結，在於檢察官的定位。我們的國情與人民對於司法功能的認知上有矛盾。人民期盼的是包青天式的司法，但是現實上，近代的司法是相互制衡的分立制度，檢察官無法完整扮演這樣的角色。而且，檢察官必須站在維護社會公義及被害者權益的角度，所以必須積極做犯罪偵防。

三、相對來說，法院的角色及司法的功能和目標究竟是在哪裡？近代的發展上，程序正義比實質正義還重要，這樣和台灣民眾對司法功能的認知上有相當程度的落差，就會引發一些不滿。如果司法要以保障被告基本人權優先，那相當程度會跟民眾期待有落差。我們的司法制度能不能維護社會的秩序，保障人民的安全？這是比較重要的部分。

四、另外，是關於人的素質。司法院與法務部對於法院長期以來內部的心態與文化，要有一定程度的努力去改善。另外，有些檢察官的態度，也是長期以來被詬病的。

五、我同意檢察官在辦案上的態度及精準度確實還值得提升。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到院檢在人力上與資源上的失衡。地檢署受理的偵字案和他字案，一年共約有40萬件，扣掉最高檢和高檢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