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大法官、謝謝聲請方，謝謝在座旁聽的民眾。

我是立法院及內政部的訴訟代理人鄭忻忻，感謝模擬憲法法庭提供這一個場域，讓不同的意見有對話的可能，我們很特別且珍惜能夠讓受害者及沉默的聲音能夠有表達的機會。

首先，轉型正義除了回復真相、和解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透過制度的改革來鞏固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與法治，建立轉型正義的法律論述，絕對是實踐轉型正義的骨架，機關方也期待鈞庭及各位大法官能透過本號解釋為我國提供轉型正義的法律架構，為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指引立法與政策推動的途徑。

然而，這不代表在進入轉型正義的同時，鈞庭只能做出違憲的解釋；相反的，鈞庭可以做出合憲解釋，更能夠樹立轉型正義的里程碑，這並不是因為系爭法條根本就合憲。更重要的是本號解釋是建立在合憲的憲政精神之上，民主原則、法治原則及權力分立原則，這一些精神的確立及實踐，不正是我們要努力推動轉型正義的目標嗎？

首先關於補償條例的部分，機關方認為系爭的規定都合憲，而且第47號的解釋並沒有變更的必要。我們先來看一下系爭補償條例的名稱，一開始就已經強調只針對不當叛亂的案件，還有匪諜審判案件，顧名思義就是針對政治性的案件，補償條例當然只能作為政治性案件受害者補償特別法，並不是所有戒嚴時期受害者的補償特別法。換言之，系爭規定設定的補償範圍並不代表的是政治犯補償，非政治犯不補償之二分法，而是立法機關綜合考量可能受害者的人數、國家資源有限性及優先政策任務後所為的立法改良，正如鑑定人李念祖教授及今天鑑定人高博士有提到，這不能用反面解釋來看待釋字第477號的內容——這是立法選擇的問題，並不是排除補償可能的問題。

關於立法裁量是否正當，南非推動轉型正義補償受害者的經驗或許可以成為我國的借鏡，如果不考量國家財政的限制，我們很開心開了大支票就說今天戒嚴時期 ...

謝謝鈞庭、謝謝鑑定人，這邊有兩個問題想要就教於鑑定人。

第一，對於戒嚴時期的不當判決是否要透過司法審查回復當事人的爭議，鑑定人在鑑定意見當中也提到透過特赦的方式來解決。想請問鑑定人這是否針對不當判決的處理，行政權或者是立法權有選擇政策的空間，而非現行法律的問題？如果採取特赦或者是德國將納粹時期政治性、軍事性、種族性及優生的案件撤銷的這一些方式，是不是就是行政權或立法權可以決定採取哪一個政策形成的空間？

第二，剛剛鑑定人有強調戒嚴時期是屬於戰時體制，所以不論本案討論的國家安全法或者是戒嚴時期不當審判補償條例，都建立在戰時非常時期的脈絡下，轉型正義一直都會有昨是今非，昨天的正義不代表是今天正義的論述。釋憲機關在進行司法審查的時候，需要考量戒嚴時期的特殊背景？在這樣的論述脈絡底下，鑑定人是不是可以提供昨是今非的看法？

內亂、外患罪本身就有一些政治概念的內涵或政治價值的評斷，如何站在現在時期的角度來評價究竟是不是政治犯，也就是不論是形式上或者是實質上是政治犯或是國家的敵人，謝謝。

因為昨天王宗偉先生有提出一份法庭之友，因此機關方想要聲請他為法庭之友，不知鈞庭是否可裁准？

謝謝鄧教授，這邊有一個問題。

剛剛鄧教授的意見裡頭有提到合憲性思維不宜從使用的角度來思考，想要就教於鄧教授，這個是否指憲法法庭只能審查規定、文義，或者從制度性思考，或者各方面的解釋去探討是否與憲法合致，而不用去討論法條的操作可能，是因為這一個法條在操作上可能會碰到什麼樣的問題，以本案的狀況來說，到底個案審查是否就是真的能夠為個案權力得到平反，或者司法體系是否有能力負擔那麼大量的，當時軍事審判下這一些不當案件的審理。又或者當時這一些個案有沒有通過現今證據法則的檢視，這一些問題是法條的實質內涵。

就教於鄧教授是，這一些重要法條的操作或者實踐的可能，憲法法庭不需要去參酌的嗎？會不會導致憲法裁判，為了要基於說的法條都符合憲法，然後盡可能保障人權而忽視實踐的可能？謝謝。

不好意思，機關方有一些程序上的異議想要請教鈞庭。關於本件聲請人杜孝生案，雖然他具有原住民身份，但是本件的脈絡下是在戒嚴時期下因為不當的審判而受到權益上的侵害，這部分跟我國與我國原住民間的轉型正義沒有關係，所以機關方的部分希望請鈞庭裁示說，到底本件訴訟標的是不是就是與聲請方目前提出來的訴訟標的相同，不應該逾越聲請方所提出來訴訟標的的範圍。

秘密警察檔案的公開是不是會違反私人的隱私或者是透露個資的疑慮？

在杜孝生案，聲請人主張政府為了發現真相應公開戒嚴時期所有秘密檔案。在波蘭，政府機關會蒐集並公布共產黨時期的祕密檔案，並揭露特勤人員的身分。然而製作這些秘密檔案時是否可能不法或有誤？甚至違反當時所應遵循的法律？是否適宜公布所有祕密檔案？如果秘密檔案公開的話，會不會對於當事人造成二度傷害？如何確定誰是加害人？是否揭露秘密檔案會侵害隱私權和歧視？是否可能流於政治報復？

謝謝Zubik法官的鑑定意見。請問為何波蘭和其他後共產國家會選擇實施除垢法作為轉型正義的途徑？為何將實施除垢法、公開政府機密檔案和揭露特勤人員身分作為轉型正義機制的主要機制，而非以審判或補償受害者為主？2007年的除垢法擴大需表明自己與威權政府無關的人別，包含多種專業人士，是否可能違反憲法基本權？

感謝Goldstone法官的鑑定意見。在杜孝生案中，其中一個主要的爭點是對戒嚴時期受害者金錢補償的範圍。我以下的問題將會著重在補償計畫的實施，希望Goldstone法官可以基於南非轉型正義的經驗，給予我們建議和意見。

依據文獻，南非的真相調查委員會提出一份建議補償的受害者名單，同時並對在名單上的受害者承諾會給予持續六年、每年大約3500美元的補償金，總計將補償2萬5千名受害者，合計約6億4千萬美元。然而，實際上南非政府最後補償的受害者人數，卻低於補償名單人數的六分之一不到。

以下問題想就教於Goldstone法官：南非是否將補償計畫作為轉型正義的首要政策？是否補償機制，尤其是金錢補償，對轉型正義進程會帶來正面且有效的影響？對於南非政府原先承諾會補償，但實際上未受補償的受害者，是否在實施補償政策時有違平等原則，並且對他們帶來二次傷害？最後，如何在補償受害者、財政預算限制、以及平等原則間達到平衡？謝謝。

沒有，謝謝。

感謝鑑定人Couso教授的鑑定意見。依據文獻，智利基於政治因素強力並迅速推動補償計畫。請問智利如何實踐補償措施？如何在補償受害者、財政預算限制和平等原則間達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