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議借用第三組或綜合討論的時間，因第三組於城副主席主持下已獲高度共識，較無爭議性提案。

二、在此強調「民約論」，我們建立國家之始，並未放棄基本人權，基本人權包括正當的審判程序，許多國家並明定於憲法中。「事實」只有在交互檢驗中才能呈現，並有助於科學辦案的精神，目前司法實務偏重口供，此為摧殘人性及扭曲人性的作法，德國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做了深刻的反省，人性的尊嚴，拘束國家機關所有的制度設計，並明定於憲法。因此，司法改革要成功，應建立一套尊重人性的制度。

李登輝總統在「臺灣的主張」這本書中說：「不同的意見讓他寫成一本書，也是形成共識的過程。」憲法規定司法院為全國最高的司法機關，但是五十年來司法院為一違憲的機關，因為司法院不掌理審判。最高法院及行政法院也是違憲的機關，因為二者均做最高、最後的審判，但在憲法並無此規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如果算是司法院的内部單位，則勉強可算合憲。最荒唐的是大法官會議，憲法並無「會議」二字，司法院亦發現有誤，所以將大法官會議的招牌取下。立法委員制定法律，卻於高速公路行駛路肩不守法，如何要求人民守法？司法院解釋憲法，自己卻不行憲，如何要求人民建立對憲法的感情？司法院即為最高法院，此於第一屆國民大會實錄已明示，憲法條文雖有改變，但未改變實質内容，所以我國最早的一次請願即為最高法院院長及行政法院院長因行憲後司法院成立，而請求能繼續留任。此種五十年來不當的上層結構與人民有極大的關係，即「具體違憲審查權」。我國憲法規定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日本憲法第七十六條第三項規定須受憲法及法律的拘束，但我國的法官卻認為憲法非屬其管轄，這對憲法意識的抬頭有極大的傷害。如懲治盜匪條例竟然直到人民已被判刑確定快要執行死刑時，才能聲請大法官解釋；刑法第三百十一條與新聞自由有關，有無證明其為真實而為適當的載述等，法官不思考有無合憲性的解釋，均對我國憲法生活造成很大的傷害。至於「抽象審查權」部分，林子儀教授主張擴大其訴權或讓司法單位、人民有監督政黨挖國庫金礦的違憲審查權 ...

不贊成檢察官評鑑，因檢察官不好評鑑，易受新聞事件之影響。而律師評鑑其實為消費者保護之性質。法律行業自主性提高，感謝法律系教授。同意蕭新煌教授及黃榮村教授所提，法律行業是為追求法律人之共同光榮，建設法治國家，建設客觀生活規範、文明社會，在法庭表現尊重人性的氣氛。

本人謹就創辦「法官評鑑」之心路歷程做簡述報告（民間團體意見請各位參閱書面資料），第一屆推選優良法官為林勤綱、黃熙嫣、楊仁壽，係北區四法院，台灣高等法院、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台灣士林地方法院、台灣板橋地方法院針對二八三位法官進行評鑑，優劣比率為優者占百分之八十、劣者占百分之七點五，餘者即在律師心目中素質上有待提升。評鑑初步構想係以百分比方式公布優良法官，例如：先公布二十位、五十位、七十位到一百四十位，餘者即為評定不及格之法官。待建立公信力之後，再公布全部名單。為解決名單排列順序之問題，曾請教清華大學統計系黃提遠教授，以序位統計學之「無母數分析法」（「有母數分析法」例如：身高一六八、平均數學四十分）評定優良法官之排名順序。也有人質疑法官辦案成績不如考績，人際關係之運用反成為法官之重心，選舉法官代表時，就要開始籠絡一些親朋好友推舉，司法院各廳長在結構上為秘書長之投票部隊，各級法院院長在人審會裏易有干涉審判之疑慮。司法院試行將辦案成績廢除後是積案如山，裁判品質全憑法官自由心證，辦案成績諸多不合理。例如：採和解方式一件算三件處理，講求速度用速審速結，講究維持率則狡辯者輕判，俯首認罪者重判，即使上訴也為駁回判決。

個人非常同意蘇永欽教授所說的：法官工作表現要有客觀的考查方法。創辦法官評鑑就是由律師 ...

應反省檢察體系資源，五十年來，用在哪裡？大部分用於為人民討債，且訊問嫌疑人、被告為檢察官重要工作。刑事訴訟法規定不得先行傳訊被告，不要養成調查局與警察局約談、拘提擄人勒口供的習慣，被告不可自證其罪，美國憲法有規定，被告無自辯無罪之義務。

我國的人別訊問常成為證據方法，且忘記被告、嫌疑人有拒絕供述的權利，先進國家之採證作法，値得學習。檢察資源之運用，嫌疑人之供述是基本人權之核心領域。司法改革應從這一點做起。

憲法上只有「法官」與「大法官」二個名詞，並無「司法官」一詞。盧梭民約論日：「人類生而自由，卻無時無刻不在枷鎖之中」，人民恆受觀念與制度之束縛。憲法本身具有社會契約性質，憲法怍為政府組織法與人民權利保障書，即係基於權力分立原理，以保障人民基本權利。故立法、行政、司法三者，各有職司，法官、檢察官應各嚴守職權角色之分際。檢察官應確實履行其在憲法上及刑事訴訟上之義務，日本檢察廳法第十四條規定，法務部長不干涉個案，已足以保障檢察官之獨立。

又本人認為，除檢察事務官外，亦應有檢驗官、檢驗員之設置，才能增進科學辦案之精神。否則，目前只靠筆錄辦案，實係摧殘扭曲人性之作法。

法官與檢察官所應具備之性格、學識能力，基本上不同，故不宜合併訓練。諸葛亮謂：「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謂德國已廢除預審法官制，檢察官自不應再以「法官」或「司法官」自居。

本人建議法院採總經理制，書記官長只做行政事務即可，憲法增修條文修正後，司法院院長為首席大法官，一般之法院院長亦不必高高在上。法官會議亦可能成為法官代表會議，德國法官法即規定，以不侵害獨立審判之核心機制為原則，法官會議應與法官評議會、法官推薦會及法官之懲戒法庭分開，以免侵害獨立審判之精神。

本人不贊成專業法庭之設立，如要設立專業法庭，本人認為要遵重法官之意願及當初辦案成績，且法官在分派職務時，不應分民、刑庭，應由每位法官之意願及以往之成績認定之。

主席，各位先進，上週本人與全國律師公會理事長陳長律師拜會翁院長岳生，翁院長之現今要務在推行讓不適任的法官能夠轉任。在討論制度層面的問題，多年前本人著有「司法官僚體制改革論」、「法官評鑑—司法改革的失聲」等文，就是討論解決法官不適任之問題。

我非常贊同法官由有經驗之律師，學者、檢察官擔任；或法曹協會、律師公會之推荐，德、美均採行此制度。應訂三十歲之下限，而四十五歲上限之規定應廢除。

現在司法官訓練所之訓練無疑軍事訓練，世界先進國家，已採電子證據，磁碟片、手掌紋、電子強化影像等辦案方式，但我國仍靠筆錄辦案，如此如何得到人民之充分信賴，又如何可以培養出獨立審判之法官，因此，本人建議司法院、法務部、考選部等三機關不要強力爭取主權，應由教育部委託，台大、政大、中興聯合辦理，或由人事行政局與考試院用客觀方式辦理。事實上「訓練」二字，已使得法官人格地位深受摧殘，且封閉系統不會進步，在人人想升官之途逕下，衹知巴結首長，哪會關心人民、關心案件，造成今日司法功能不彰。個人以為司法官訓練應改隸教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