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各位代表，小廚師是不會做大菜，我會做大菜但端不出來，我看不到面，所以只能就相關的點，提出個人看法就教於各位。有關檢察官與警察機關重新定位後，雙方互動、配合之問題，在起訴狀一本主義及其相關配套規定出爐後，根據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研究報告所揭橥者，檢警關係已是面目一新，亦即使警察機關作為初期、前導的偵查機關，檢察官則居於後續、督導的偵查角色，即在體制與功能上，讓檢察官恒立於審查與裁奪的地位，目的不外欲使在審判庭的追訴得以落實。質言之，刑事訴訟法縱經大事變革，在設計上依舊無賦予警察機關「偵查權」之取向。

不過無可置疑，新制實施後，警察機關之地位益趨重要，檢察官之倚賴亦相對日深，已屬難免，雙方唇齒相依，合作無間，必然為新制的迫切要求。然而億起兩年前之「全國治安會議」，本人曾躬逢其盛，由於警界主導力爭「偵查權」，引來實務界與學術界大事撻伐，記得當時管高岳檢察官，語重心長指出，將貽笑全世界法治國家；陳志龍教授更是義正詞嚴指出，連刑事訴訟法與警察法之分際都無法區隔。會議結束，警方要求落空，固為意料中事，然檢警雙方已然結上樑子，迨陳進興、高天民案發生 ...

主席、各位代表，現在由我來做最後陳述也是巧合，現在要就司法院與法務部沒有爭議，已逹成共識的「減輕辦案壓力的認罪協商」新制的問題來表示意見。這種制度是「兩相好」，什麼是「兩相好」？我認為與對於當事人實質的平等是不能偏廢，但認罪協商新制有令人憂心的盲點，現在就趁這個改革契機來就教於各位。我們都知道，認罪協商新制是一個深具人性化、値得大力推廣的制度，這是由美國引進多年的刑事訴訟法制度，它的主旨就是被告拋棄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裡面提到的要求非常嚴格，被告必須是明知而且是自願的，同時必須是被告接受陪審團審判有被判罪的可能，更重要的是，還必須有律師在場，作有效的協助。在法院方面除必須闡明意旨，並且必須就被告明瞭、明智與自願，都有得到正面肯定的回應；也就是這個制度在美國實施相當嚴謹，而且法院恆居客觀與被動之地位，然而此制在我國實施後差強人意，理由之一，就是我們沒有像美國制度周延的配套措施；另外，就是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第三百七十六條之輕微案件，可以不經過通常審判程序，可直接以簡易判決處刑，這樣的結果，我們就可以假定其處刑獲罪是以認罪協商來墊底的話，很明顯的有二點不能同意的地方：第一點，如果認罪是因為錯誤、被詐欺、強暴、脅迫或其他不正當事由時，如何獲得平反？另外一點，是因為認罪協商請求之科刑判決不得上訴，所以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 ...

我主張：制度的好壞、是否可採，只要經過篩選，能適合我們水土的，就是好制度，我贊同起訴卷證不併送及當事人進行主義，有關這個問題衍生出的配套問題即檢察官未依法開示全部證據之法律效果問題，在以第一審為事實審審判中心之「嚴謹證據法則」，及「確定檢察官之舉證責任」之要求下，有關檢察官違背「開示證據」之義務時，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二、三項，固有「聲明異議」、與法院應為「裁定」之救濟途徑；修正第」百六十三條之一第四項，復有就聲明之證據方法，證人應先賦予姓名、住址，證物應先給予閱覽等之配套規定，然修正一百六十三條之三，關於「……使用之證據依本法之規定不得作為證據……者，法院應禁止其主張或使用該證據」之規定，似乎並不包括前述情形。

所以檢察官倘未依法開示全部證據，而其所保留者，又係非屬「傳聞證據」—亦即其為得容許作為證據之資料，而猝然提出時，亦必致對方因措手不及，而礙及防禦之行使，與公平之審判，於程序正義、實體正義倶有違背。於此情形，設只能依修正第一百七十四條之規定聲明異議，或作為上訴第二審之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