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強化辯護人於偵查中之功能: 

㈠不贊成明定檢警實施搜索、扣押、勘驗時,辯護人得在場並表示意見。

㈡不贊成增設證據保全程序。

㈢不贊成強制辯護案件擴及至偵查中。

二、增設無資力被告得請求義務辯護(或國選辯護)之制度: 

㈠贊成適用於審判中。

㈡偵查中案件僅限於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強制辯護案件,且於受羈押訊問時始可。

以上各點理由分述如下: 

一、有關檢警實施搜索、扣押、勘驗時,辯護人能否在場?本部於七月間曾舉辦座談會,會中有人請教德國、日本、美國教授,其稱當地國之律師並無此權限,至多僅於剛好在場時可在場觀察,且不得表示意見。我國是否賦予律師如此大之權限?不無疑義,此乃制度面首須考量之問題。其次,搜索、扣押及勘驗,往往有偵查中之急迫性、密行性及突襲性,通知辯護人時,恐搜索早已完成,實際上並非可立即通知辯護人。故不贊同明定檢警實施搜索、扣押及勘驗時,辯護人得在場並表示意見。

二、有關證據保全程序部分,反對理由如下:⑴證據保全乃在當事人進行主義下,基於當事人對等原則,被告為在審判中證據之使用而作之規定,但在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下,檢察官並非單純之當事人,偵查程序中,仍應本客觀主義,就對被告有利及不利部分均應調查,故如犯罪嫌疑人、被告或辯護人在偵查程序中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得向檢察官提出,檢察官即有義務搜集證據及調查,如對被告有利時,更應作對被告有利之認定,故不致發生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情形,且更有利於真實之發現。⑵如偵查中增設證據保全之程序,無異是對檢察官公益角色之不信任,且強化檢察官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在偵查中之對立情形,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不見得有利。⑶可預見被告或辯護人可能利用此程序阻撓偵查程序之進行或利用此一程序串證,被告可能預見將被偵查何事、證人為何人,即可能聲請證據保全,按最高法院所提證據保全之規定,被告與辯護人均可在場,且能預見檢察官偵查之方向,並進而為此聲請,檢察官之偵查恐大受影響,則不僅不利偵查程序之進行,且可能造成串證之情形。縱上,證據保全程序在我國不應施行。

三、有關強制辯護案件是否擴充至偵查中,基於被告辯護權之保護,本應持肯定態度,但偵查中施行恐有問題,因偵查中,罪名往往是浮動的,難以預定,如要求全國警察於偵辦案件之初即知其為強制辯護案件,實行確有困難。依刑事訴訟法,強制辯護有其一定之法律效果,如偵查中未予選任辯護人,則整個偵查程序均不算,所蒐集之證據均屬違法,則本席無法贊同,且公設辯護人資源有限,可否適用於偵查中,頗値懷疑。其次,針對無資力被告,偵查中之案件,如適用強制辯護,會影響偵查且有困難,故建議限於強制辯護案件,且於受羈押之訊問時,始可聲請義務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