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席對此問題並無深入研究,但因主席適才提到施行此制度律師由何而來?事實上亦涉及到國家前途從何而來等問題,若仔細考慮強制辯護之問題,誠如剛才尤美女律師提到均互有關連,若我門選定走向當事人進行主義時,整套設計均無可避免需重新設計。講到律師人口,在美國約平均三百人有一個律師、歐洲約每一千餘人可擁有一位律師、東亞方面相對顯得較少,但臺灣最近也從一萬多降到一萬以下。因其為整套配置,若要走向當事人進行主義,講究武器平等,律師錄取名額勢必提高、標準勢必放寬,故本人認為:

一、制度設計是整套的,否則運作必有障礙。

二、走向當事人進行主義後,律師介入刑事程序自然應該提早,社會對律師的需求會隨之增加,強制辯護也成為正當程序原則推衍出的要求,律師的進入市場障礙即應再降低,國家也必須撥出一定資源以應法律服務,發展到最後即為美國那樣每三百人有律師(我國目前每九千人有一位),社會必須承受此一事實。在法律服務發展到這個程度後,可能出現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富不均問題,而可能需要再引進訴訟保險制度以資因應。

三、另外一個反向思考,如果社會並不期待社會發展到此一地步,就是回到刑事訴訟法原始的設計,檢察官在起訴前並非當事人,而實具有「偵查法官」的角色,因此只要針對目前出現流弊,制度上提高檢察官的「司法官」地位,提高其在起訴前的中立性,乃至明確區隔偵查檢察官與蒞庭論告的檢察官。

四、總之,如何選擇,本席無具體意見,僅強調制度選擇不可片斷,而應作全盤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