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既不是日本、美國、也不是德國的制度,我們要的是台灣的主張,我要告訴大家什麼是台灣的主張。檢察官不怕制度的改革,不怕上法庭作戰。明確的說,我們支持推動金字塔型訴訟制度的建立,讓它變成堅實的第一審,第二審是後審查審,第三審是嚴格的法律審。我們支持無罪推定原則的明文化、證據法則的嚴謹化、詰問法則的精緻化,另外,我們也支持法院的職權調查後退,變成補充的角色。所有這些促使檢察官積極舉證的措施,我們都贊成,為使此美夢得以成真,我們希望積極擴大檢察官的裁量權、慎重篩檢起訴的案件,並且希望規劃一套符合訴訟經濟效益的簡易程序,讓法院可以迅速地審判,解決積壓裁判的問題,我們希望整體的司法資源,可以做更有效、更合理的運用。為證明法務部是有誠意讓檢察官真正走向法庭,實行公訴,我們主動提出調整檢警關係。調整檢警關係的目的除宣示檢察官負舉證責任的決心外,希望讓警察負擔更多的偵查責任,幫助警察成長,而檢察官在法律上作更嚴格的監督。基於以上這個方向,未來檢察官不論是在偵查中或審判中,這個角色的轉變是必然的,沒有一個人會迴避,檢察官從不迴避舉證。但法官要做什麼事?法官的角色如何?我們基本上覺得檢察官舉證責任的強化,甚至說負擔主要的舉證責任,與法官依職權調查證據的義務根本沒有衝突,這是可以併行的二件事。那法官與調查證據的關聯又是什麼?用白話點的說就是「有點黏,又不太黏」,因為我們不願看到當檢察官變得更積極的時候,法官卻沒有事做,會給民眾一個觀感:「一個袖手旁觀的法官,一個致力追求有罪判決的檢察官,還有一個只為被告做打手的律師」,這種法庭活動的關係是不是我們人民所樂於見到的?我們認為一個努力的檢察官並不一定要有一個袖手旁觀的法官。我們相信發現真實是可以由檢察官、法官共同努力來達成,這與我們追求的目的一點都沒有衝突。也許大家會關心,如果保留法官依職權調查義務,檢察官會永遠懶惰,我們認為這個邏輯並不存在,因為問題的重點是在如何安排法官依職權調查的義務?它的順序及範圍在那裡?因此我們提出的規劃,並不是原地打轉,我們作了很大幅度的修正,要求法官原則上做後位的訊問,法官不先問被告,不先問證人,讓當事人的舉證先行,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先交互詢問,作證據的調查,全部充分進行後,如果法官認有不足,這時再介入,但所介入的補充性調查,我們認為是在一定範圍内之義務,不是權利,因如認為是權利,則法官可裁量查或不查。當人民對法官的自由心證沒有信心時,如讓法官可以依職權裁量是否調查證據,那我們無法保證他可以做得讓我們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