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各位代表所講的都是依據職權主義、當事人進行制度本身之比較作為應否改革之評斷,除此之外不容忽視的還有人的問題,是尊重人性尊嚴之心態及法治素養的問題。蔡碧玉代表主張德、法仍採卷證併送,我們需要自己的主張,在此本人更要講適合台灣目前之主張就是卷証不併送。由於歐洲法學社會較具理性主義之人文色彩,且有較悠久之法治及公平審判之傳統,反映於刑事程序,要求檢察官及法官應盡其客觀義務、照顧義務以保障被告權益及維護公平之審判。亦就是說,職權主義為要求達成真實發現之目的,法官應基於性本善、公正廉明之前提下,兼為檢、辯應盡義務之方法來補充雙方不盡職之弊端。惟姑且不論目前我們人民對法官之信賴感、法院之公信力普遍低落,即就目前受過專業訓練之檢警一組人,加上科技設備,就重大疑案尚難發現真實之下,如何只能靠台上法官有限之智慧與經驗,超越其能力之範圍來調查證據而發現真實,以符合人民之需求?蘇建和、白曉燕之案件,至今無獲得人民之認知亦就是這制度使然。

故此時如採取對審判者具有潛在性不信任之制度為前提(人非神),由檢、辯、審三方各盡客觀義務所設計之卷證不併送制,即檢方負實質舉證責任,辯護人為充分辯護、法院認有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証據存在,且有調查可能,因為發現真實之必要,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將可解決台灣刑事司法之困境,亦即以制度克服人之不盡職善策,否則仍採職權調查主義既無法解決檢察官在公判中「手中無卷證,心中無公訴」之通病,法官亦因手中有卷證,不但容易忽略認真聽訟,且有時發生開庭前怠於翔實閱卷,只求滿足公開審判之形骸,殊難解決追訴不盡職、審判不超然、辯護無力、自由心證浮濫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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