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對剛才的發言,我鄭重回應一件事,即法務部也主張要改革,我們從未主張要在原地踏步,請大家了解,只是改革的幅度、範圍、内容可能彼此之間的主張不同、方法不同,對於此次大家期盼的日本模式刑事訴訟制度(即日本模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為什麼日本能?我們不能?或我們將來能不能?我將舉一些數據讓大家了解它的條件是什麼?我們有無這個條件?我們怎樣才能有這個條件?

㈠日本平成八年(即三年前)全國刑事案件二五○多萬件,同年,我國全體檢察機關總案件一〇〇萬餘件,日本人口是臺灣的六倍,但它的刑事總案件量只有我們的兩倍。

㈡日本一九九七年一般起訴案件付公判(即檢察官全程蒞庭案件)計八六‧〇〇〇多件,同年度我國檢察官起訴案件必須全程蒞庭的案件是七七‧〇〇〇多件,六倍人口的日本須蒞庭公判的案件只和我們差不到一萬件。

㈢日本一九九七年平均在監受刑人總人數不到五萬人,同年度我國在監受刑人總人數四萬五千人,六倍人口的日本在監受刑人人數與我國很接近。我們從這些數字可以了解它的問題不只在審判這個環節,從犯罪率、偵查階段的案件量到起訴付公判的案件量,到在監執行的案件量,我們均遠高於日本。這整個刑事程序出了問題,整個體系出了問題,我們不能單只看當事人主義這個問題而已,我們要把這個環結如何解開,在刑事政策上疏減案源,讓一些可以非機構化、非刑罰化的措施來做,提這個意見是讓大家知道日本除了整體案件量比臺灣低很多外,它的人力如何?日本現在有檢察官一、二〇〇人、檢察事務官一萬多人、副檢察官九〇〇人,我們目前為止,辦案基層檢察官(一審至三審)合計六百餘人,其他什麼都沒有,試問,我們有何條件現在來談這個?未來有無條件,我們要去估算,問題出在何處?我們用何方法可以解決,讓這些案件整體數量降低?我想請大家思索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