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早上到現在的討論中,許多意見雖然顯得有些分歧,但是在看似分歧的意見中,其實畢竟出現了相當可喜的交集,法務部的朋友們並不是說維持現狀有什麼好處,只是一再強調他們擔心的是配套條件是否成熟的問題,這點:其實正好從另一個方面印證了我們的共識,也就是說:只要這些相關配套措施能夠進港上路,那麼我們便可以順利地實施刑事訴訟法構造方面的改革,使得我國順利擺脫近一個世紀以來公訴不積極、辯護無功效、審判有欠超然的惡夢。

換言之,經過這些討論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只要能跳出基於本位立場所抱持的疑懼,關於形成共識,也許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困難,這點,是我要先向檢方先進們表示謝意的。關於檢方部分先進們提到我國與日本在犯罪率、自白率和定罪率這些數據上的差異,我想試著也從另一個角度來作回應,基本上,日本的社會環境或者為他們的制度改革提供了某些有利發展的條件,但是否意味著這些環境乃發展類似制度的唯一條件?對我國來說,我們所應該關心的,毋寧是我們能不能不改?現有的制度能不能解決當前人民對司法公信力的質疑?

我想更精確一點地同各位思考有關發現真實,和檢察官舉證責任的問題,好像總有人擔心如果談到檢察官的實質舉證責任,就是要讓法院從發現真實的立場上撤退,但是這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法院在訴訟過程中所負的真實發現義務,無論如何不能超過「檢驗控訴事實」的界限,也就是說:法院的職權調查只以查明被告是否確有被訴犯罪事實,而不是設法還原犯罪現場,從這個觀點來說,有罪判決並不必然等於發現真實,先入枉判尤其不等於得保護了被害人。由一個心存偏見的法官來接續控訴者的角色,是否果然真能滿足社會正義,我想這個問題値得大家拋開民粹式的情緒,認真地加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