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分提問者題出了兩個原因,一個是法院的判決有問題,另一部分是最高法院的判例有問題。

這可以分三個面,民眾因素、法官或法律人因素、國會因素。民眾因素方面,民眾對於關心案件本身掌握不精確,沒有看判決書,或民眾對於法律規則不清楚,覺得法院判決有問題,再來也有可能是民眾法律情感與法律本身價值觀差異的因素,涉及到公民世界觀,例證是當林雨蒼執秘把案件具體資訊給對方時,對方就調整想法,這跟我的教學經驗有關,我可以看的出來一般人想法的情況,我認為和公民討論文化、公民教育、媒體、判決書不易閱讀,以及法律跟一般人對世界瞭解差距都有關係。

在法官方面,判斷跟生活經驗不符,舉例白玫瑰運動時強制性交問題,法官認為沒有反抗就是沒有強制,跟一般生活經驗不符。人頭帳戶案,大量定罪也是有問題。法院判決跟過去判例判決有關,但判決、判例見解有問題,例如強制性交這部分,法學教育相關知識都是導致白玫瑰運動的原因。法官不判人死刑是因為有教化可能,法官有時繞道而行,因為不想動用死刑,用一些一般人認為簡單荒謬的理由,這是論述語言上的限制。法官跟人民法律情感不同,例如頂新案時,法官堅持程序正當性,但結果不是常民所要的。

討論當中也出現法院缺乏針對判決與民眾的溝通的機制,也有提到司法有包庇權勢或偏頗的問題,可能是有一些個案顯示這樣的情況,例如趙藤雄案判緩刑。在立法不正當的部分,確實有些情況是法律規定有問題,例如比較複雜的結合罪問題,最近的像是殺老闆又性侵老闆娘,最後用結合罪去判,這部分本來就有爭議。另外像是境外電信詐欺問題,涉及到法律本身規定的現象,領域外的詐欺案本來就不是我們能管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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