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我可能是在座當中對真正的司法實務瞭解比較少的人,剛剛好幾個議題聽下來都有很強的既視感,因為在好幾個台灣社會不同的區塊,不管在講過勞還有評鑑的問題,這幾年評鑑文化也衝擊了很多專業,包括大學包括醫生乃至於到今天司法人員。教育反映的是更長的時間尺度上,台灣作為一個後進現代化國家,有一段時間太過於急躁追尋專業化,那時我們總覺得要盡快把人塞到各行各業裡成為專業。這個問題出現在很多行業不只是司法人員,包括老師。我常開玩笑,中學老師大多數人沒有社會經驗,只是從一個學校到另一個學校,離社會很遙遠,包含很多如經濟管理上的一些人。

在教育上面我們怎樣讓人先學好做一個完整的人,所謂完整的人是包括能思考能採取行動去改變結構、能夠對倫理進行思辨,這些基礎都做好後才開始作專業分工的角色。我常覺得近年來司法人員專業受到質疑並不是因為他的專業能力不足,而是因為常識不足,因為沒有足夠的常識導致他們的專業能力受質疑,我覺得這裏面反映了兩個時代的大結構:一個是過去太急躁塞進專業,現在就要慢一點,但是這個不只是說現在新生代司法人員自己調整,而是牽涉到在整個養成的制度。我們還要不要從大一開始就念法律呢?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我們要不要思考以後法律專業是不是要先取得學士後法這樣的制度,這可能是一個比較激進的改變。另外一個權力的問題,我自己心目中的司法人員是在既有的框架下,不斷去尋找如何回應現在社會對正義的需求,既有的法律框架是一個平台、一套工具,是一個平衡的角色,但在過去以來的教育訓練跟司法實務上,我不算太瞭解。但是從剛才大家的發言裡面,我猜想確實是太傾向在技術層面思考如何去維護既有的制度,所以法律人員整體的能動性就被框進既有框架,他能夠在授權的範圍內的能動性是相對比較被壓抑的。這是我一些general的想法,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