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講一下起訴狀一本主義的想法,其實起訴狀一本就是起訴狀一張,檢察官起訴的時候只能給一張起訴書,後面卷證通通不能提到法院,後面透過所謂準備程序的時候再一一開示證據,那個有很多配套,那台灣的制度不是採這樣。台灣制度像德國,其實在264條就規定說是卷證併送,就是起訴的時候把卷證都攤出來了,也就是說基本上可能他就不見得能夠再去補充其他證據。起訴狀一本主義的想法是我到準備程序的時候再提出證據。

這個在台灣一直都有兩派見解,一直很多人認為要採起訴狀一本才不會影響法官心證,其實基本上我不認為這是一定的,這樣子設計的話好像是說一定要採起訴狀一本才是對的,所以基本上這個成因這樣寫下去我是有點反對,我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民事訴訟的法官、行政訴訟的法官他一開始閱卷的時候也只是起訴狀,那如果說起訴狀給法官,就起訴狀還有證據,如果起訴狀跟卷證一起給法官,法官就形成有罪心證,那民事訴訟應該都是原告勝啊,為什麼我們民事訴訟其實原告常常敗?更不要講行政訴訟九成都是原告在敗訴,他其實就是起訴的時候卷證都來了。所以我並不認為說卷證來就會影響法官,基本上那是一個職業法官要有的心態,就是無罪推定原則,也就是說即使是卷證來。

其實這個問題我倒覺得說應該設計的是,我們到現在的訴訟制度並沒有徹底的把準備程序跟審判期日給分離,也就是就算卷證通通並送,如果透過所謂的審查庭或準備程序,法官這個時候去篩檢掉沒有證據能力的證據的時候,他就不應該去進到後端的審理庭的合議庭,那我們台灣現在不是這樣,就算在準備程序真的有人要處理證據能力,實際上現在也幾乎沒有,通通還是丟到審判期日去處理。

我舉個例子,假如說這邊現在準備程序在爭執說這個警局筆錄是刑求,是違法刑求所以依照156條應該不能夠提出來做證據的,可是如果真的有法官,像我以前在刑事庭的時候,我們就會在準備程序就讓受命法官操作完這個自白有沒有證據能力,那如果沒有的話我常開玩笑說,這個筆錄應該要撕掉還給檢察官,他就不可以進到合議庭給其他的合議庭法官給看到。可是實際上我們不是這樣,就算我們認為沒證據能力,結果還是進到合議庭還是被汙染。

那這個東西就算不是採取起訴狀一本主義,仍然能夠透過準備程序跟審判期日徹底的分離的做法,是能夠達到一樣的效果,但是實際上我們並沒有像這樣子的配套,就是我們雖然採卷證併送主義,但是我們沒有像德國一樣,真的徹底把它分離,或者像美國一樣,徹底把它分離,問題在這裡,所以問題不是說一定要用起訴狀一本來解決。好,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