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希望能夠補充一下,第一個其實形式制度是國家對一個人,那這個時候就回到寧可錯放不可錯殺,蘇建和案判無罪是證據沒有辦法認定他們有做,不是認定他們沒有做,沒有辦法認定,就是這樣,民事的話人民對人民,那這就看誰講得有道理,這個背後的思維是這樣子。

關於起訴狀一本這個部分,我要提供一個很重要的資訊,就是說其實我有很多無罪判決的經驗,其實是在卷證當中發現對被告有利的證據,因為在日本在美國他們的律師事務所有調查員,他們可以足以、稍微可以跟檢察官對抗,可是如果採起訴狀一本,到時候證據開示由檢察官提出來,只有對被告不利的證據,對被告有利的證據一定不會拿出來。他又沒有卷證併送,辯護人沒辦法閱卷,辯護人根本就不知道甚麼對被告有利的證據,被隱藏起來了,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起訴狀一本對被告真的比較好?不知道,不一定,因為卷證併送過來的時候,就是檢察官他沒有辦法把有利被告跟不利被告的分開來,他全部通通送過來,這當然不是很好的制度,但是他也不見得是對被告就是不利的。尤其是在台灣的律師事務所沒有調查員的情況之下,這會是個問題,所以如果說採起訴狀一本,可能接下來律師事務所必須要有調查員的制度,我剛才講這個牽涉的太多問題了,以後有機會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