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會直接建議除了在移工和移民之外,直接加一個原住民,其實除了法律語言溝通困難都是共同面臨的困難,還有文化差異。以漢人為主流的社會架構出來的法治空間,會有溝通不良的現象,而這無法透過通譯去銜接語言溝通解決文化落差,比如說這幾年來很常見的狩獵案件裡面,去年年底布農族的案例,法官去影射狩獵文化是不合時宜的舊傳統,甚至應該要在法律裡被排除的想法,這是一個比較明顯的案例。

在其他跟土地有關的案例裡面,需要更多的訪問找出在實際判例的過程中的現象,我不知道現在法庭安排除了是語言的通譯之外,有沒有可能去安排當事人熟悉的語言或族群文化的陪審員。再來,現在的刑訴法裡面有提到有原住民身分的當事人可以在過程當中去請求免費律師陪同,但其實在法扶統計放棄陪同的比例有83%,聽說是因為在警局被半威脅的說要放棄,不然會招致檢察官的厭惡等,我覺得這也可以寫進去原住民的問題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