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這個問題問惠敏或許會更適合,但我先這樣講,殺雞儆猴,如果猴可以被儆,他基本上就不是猴。對於犯罪的想像我們只看到最後的行為,這個行為很該死,我們要把它隔離,但是我們大多數時候對刑罰的想像是個人的幻象,對調整這個個體、我們的地位、和調整整個社會是沒有幫助的。當然我出於功利主義,因為有一派的經濟學者講說情感上的價值和復仇也有它經濟上的意義,這我先不講。

我剛才為什麼說矯正體系有這三個基本的價值,是因為從一個社會進化的觀點來講,他其實是很難再走回頭路的,除非說像台灣這個公民社會,因為我們願意選擇說在未來的十年我們倒退往北韓或中國的方向走,那另當別論。也有可能但基本上是不容易的,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以對於這個人的想像,我們說所謂的特別預防,這個人你希望他怎麼回歸到我們人群中。最基本的做法就是,找出他的問題出了甚麼問題,就個人能做怎樣的改變。

所以我常說台灣人使用教化兩個字,我很反感,因為教化帶著一種上對下的意味,教是說我教你,我把你春風化雨交出另一個人,坦白來說不是這樣的,每一個人其實都是變態,我們都知道,所以矯正應該是我們可以跟別人適合的相處找出一個距離出來,這是一個基本的觀念。原本這個偏差行為的矯正是一個重點。第二個,從一般預防的觀點來看,這個人為什麼會出問題?難道真的是我們第三題成因的左邊有提到,難道真的都是個人的問題嗎?現在我們講個人責任論講成這個樣子,我們跟社會跟個人的關係那麼緊密,可能家庭、社會、國家有負一點責任,如果勞工可以早一點下班早一點回家吃飯,國家可以少製造出幾個殺人的案子?李茂生老師在講的嘛,整體偏差行為的成因,難道國家可以不用負起研究的責任?

總歸來講就是剛才惠敏老師講的,其實如果可以透過研究或是賦予人性尊嚴的方式,讓他回歸成獨立人的方式,是不是就不會出現網友的酸言酸語,像是監獄待遇這麼好那我也去犯罪這種言論。如果可以作為獨立、有尊嚴的人,誰願意去犯罪來換取獲得好的待遇的機會?這是我們講的重點,報復當然是價值的選擇,如果今天台灣人選擇把報復當成一種選擇的話,我沒有意見但是我反對。但如果大家這樣選擇的話我可以理解,但我們必須意識到,在這個進程上我們要往哪邊走?我們要往類似歐洲的方向或是類似於北韓中國的方向,這就不是人權國情不同的問題,講到人權就跟我說國情不同,人權是哪裡國情不同?這是我簡單的回答,因為感冒所以有點顛倒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