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析者覺得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最終現象的反應,民眾覺得判決與社會脫節,在分析上面其實是講說民眾覺得法院的判決與社會脫節。幾個狀況分別如下,第一個是民眾的狀況,民眾對司法案件掌握不夠精確,包括時間、精力有限,討論的範圍過於簡化、媒體報導可能有些不正確,另外也有司法上的問題,像是司法相關文書不容易看懂,民眾對法律相關的規則和理由不清楚。另外法律有專業性的問題,媒體也沒辦法好好的去報導,再來是公民討論文化的問題,民眾其實不太有機會獲得完整訊息,有一些就會基於有限資訊去看待這些事情。再來是民眾的法律情感與法律本身是不一致的,這一部就是民眾本身的世界觀,或是分析者有提到的是原本的國家操作的問題,國家會用死刑和重刑化的政策去掩蓋其他的問題。

再來的話,有一部分是法律本身就有問題,除了法律本身的問題,還有法官的狀況,他的判例或見解有問題。這個問題的產生是司法文化本身的狀況,法官不被鼓勵挑戰上級判例,原本的判決會在法官界一直流傳下來,法官會選擇減少工作量的法律見解,導致判斷跟生活經驗不符。再來論述語言上也有些限制,像死刑案件,法官不判死刑的理由是有教化可能性,例如小學成績很好,是因為法律要求法官在論述上用這些法律語言,可是法律語言沒有考慮到修復的功能,處理上就會有這些限制,只能用怪怪的話去說這些東西。法官價值觀和常民感情不一致、民眾跟法律價值不一致也有類似情形。另外也有問題是法律比較偏頗有權勢的人,像貪汙的案子,有權勢的人都用緩刑去處理,可能的狀況是法官有階級意識,最後的部分是為什麼會有這些落差?是因為法官因為欠缺和民眾有效溝通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