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聲請人由我黃國昌代表包括林昶佐、徐永明、洪慈庸、高潞以用、顧立雄、尤美女等二十三位立法委員來說明我們聲請這一次釋憲的要旨。

我必須要說我是懷抱著非常慚愧,但是嚴肅的心情來參加這一次的模擬憲法法庭,慚愧的理由在於在臺灣歷經三次政黨輪替,已經邁向所謂民主國家的此時,針對過去在戒嚴時期不法審判轉型正義的落實,立法機關負有第一線的責任,必須透過法律的修正來全面回復、處理轉型正義的議題。由於立法院的結構、由於部分的立法者沒有那個勇氣面對過去臺灣對於自由民主憲政所造成極大的傷害,導致這樣的修法工程遲遲沒有任何積極的進展,作為立法機關的一份子感到非常慚愧。

另外一方面,正是因為如此,鈞庭作為憲法的守護者,我們希望大法官在這一次的案件當中能夠勇敢宣告過去既存、到目前仍然繼續維持在的破壞整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沒有辦法落實轉型正義的狀態,能夠藉由這一次的憲法法庭予以修正。

在形式上,各位可以看到第一個案件所提出來聲請釋憲的標的,總共有四個條文,包括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國家安全法第9條第2款、1935年公布施行舊刑法第100條、加重特別刑法唯一死刑懲治叛亂條例的條文,在形式上是四個釋憲的標的。我要說的是,所交織起來的是一個嚴重破壞憲政民主秩序轉型正義沒有辦法落實的法律狀態。

為什麼這樣子說?在世界上歷經轉型正義的國家,從過去理論上及實踐上大家所共同承認的原則是,面對轉型正義的課題,我們必須在發覺正向的基礎之上,對於過去不法國家行為的加害人之責任予以徹底究明,進一步才會談到被害人遭受到不法對待的賠償,進一步才會展望未來在參與那一些不法審判的法官及檢察官是否適合在現在的憲政民主秩序狀態中繼續擔任審判者,人事除垢的工作。

但是非常遺憾我國邁向轉型正義的路途中,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法律狀態是,對於過去真相的究明沒有任何的誠意,我們的國家機關在目前的法律狀態之下,從來沒有透過任何正式的司法程序想要企圖還原、改正過去整個威權時期不法審判遭受到誣陷的人所被羅織的罪名。第二,我們也看不到國家機關,包括我們的法院有任何的誠意要透過正式的司法程序,針對過去面對不法審判的被害人,不管是在個人名譽上的回復,還是對於國家行使不法審判權利這一件事情清楚地認錯,我們現在的法律狀態是非常廉價的,透過補償被害人的方式,想要告訴整個社會,被害人已經補償了,沒有什麼需要再爭執的,大家繼續往前走,不要再回顧過去那一段不堪的歷史。

但是這一次我們藉由這一個釋憲案,想要藉由憲法法院所宣告的憲法價值,很清楚就是要改正,這樣子的一個法律狀態對於我國在落實成為真正憲政民主國的時候,沒有積極面對我們過去在推動所謂轉型正義那一種廉價式的方式,不願意面對過去真正的歷史錯誤,對於現在所要追求民主國及法治國的落實所造成的傷害。

具體而言,針對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的規定,把認定審判不當的權限交由一個私法人的財團法人加以認定,我們如何透過行政機關的授權,能夠有效糾正過去那一些不法審判-對不起,在法條上面雖然講的是「不當審判」-但是從自由民主憲政價值的角度來講,我必須沉痛地說:這一部法律一開始立法時,連性質都定性錯誤,這是不法審判,這不僅是不當審判。如何透過行政機關的授權能夠真正回復過去在這一些不法審判下,刑事確定判決所形成的既判力及實質的確定力?沒有辦法糾正過去這一些不法審判所造成的事實認定以及法律適用,乃至於形成最後施加刑罰這一種國家權力的粗暴行使,沒有辦法真正落實轉型正義的要求。

第二,有關於國家安全法第2條第2款對於在過去受到軍事審判的人,要求如果要在司法上進行救濟的話,你只能透過再審或者是非常上訴的方式來加以處理,這樣的處理嚴重違反了民眾訴訟權的保障及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再者,是基於新事實、新證據的發現而去糾正過去事實認定違誤的刑事確定判決。但是問題是,我們不需要去看任何的新事實、新證據,當初所進行的審判本身就已經違反了一個法治國所要求的最低度正當法律程序保障,所產生的事實認定根本就是荒謬、扭曲,根本就是那時掌握國家權力的政黨為了要打壓異己、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所產生羅織罪名的錯誤事實認定。

非常上訴是統一要求解釋法令,我們有什麼法律需要統一解釋?這並不是審判當中、並不是落實在轉型正義的過程當中,我們要求司法機關面對過去自己的錯誤,這跟統一法令解釋沒有關係。我們要求的是,重啟這一個司法程序,重啟這一個司法程序才能在司法程序當中面對且改正,由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法院面對且改正過去所犯下的錯誤。

釋字第272號解釋指為了要維持法的安定性,所以只把救濟的權利限制在再審跟非常上訴兩種途徑。聲請人要表明的是,釋字第272號解釋非常遺憾地沒有認清楚問題的本質,並不是要維持法的安定性,而是要維持過去不法狀態的安定性,維持不法狀態的安定性如何成為臺灣目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可被肯認的價值?聲請人認為有關於國家安全法第9條第2款的規定,在憲法比例原則的考驗下,不需要經過手段、目的、最小侵害性的檢驗,在第一個關卡目的正當性的檢驗就沒有辦法通過,我說過釋字第272號沒有真的面對問題的核心,這一種不法秩序狀態如何能夠維護?如何能夠成為目前追求自由民主憲政下、憲法秩序下一個可以被肯認的正當事由?

第三個部分的釋憲標的及第四個部分的釋憲標的是舊刑法第100條及懲治叛亂條例,符合了行為制裁,也就是構成要件該當性之後所施加的刑法只有唯一死刑。這在鈞庭之前所做的模憲3號解釋中,已明確宣告這樣法律選擇效果是違憲,就構成要件該當性本身,我相信臺灣過去這三十、四十年的歷史看到舊刑法第100條如何被使用、操作,這一段歷史已經清楚彰顯舊刑法第100條根本違反整個刑事法律的基本精神,更破壞了重要的憲法價值,怎麼可能有人因為自己在思想上追求自由,想要去研讀共產主義的書籍、想要組成讀書會,竟然可以以刑法第100條構成要件,特別是客觀行為構成要件內容完全開放性的刑法規定,而被施予那麼重的刑罰?這根本是國家利用舊刑法第100條在政治上打壓異己的工具,與目前所要追求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價值根本不符。

看到臺灣今天發展的方向,回顧過去的歷史,對於舊刑法第100條,令人充滿遺憾。我們看到的是退休將領可以跑到對岸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活動、唱和兩岸同屬一中之政治主張,這在目前的臺灣被容忍,因為我們的民主已經成熟了。看到現在發展的狀況,再回顧過去特定的政黨掌握政權以後,如何透過自己的意識形態打壓異己,這一段歷史難道我們不用嚴肅面對跟改正嗎?

因此聲請人認為為了要促進這樣的憲法價值,立法機關在進行立法形成裁量的時候,是受到極度的限縮,我們過去整個立法活動,包括剛剛所指的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及國家安全法,都沒有辦法滿足立法機關在憲政上所應該有的行為義務與要求,正因如此,我們希望鈞庭能夠發揮憲法守護者的精神,宣告過去藉由這一些不正義的法條所交織而成違反我國過去到目前所希望追求的憲政民主價值的狀態,而予以改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