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擬憲法法庭、庭上、大法官、鑑定人及機關方代表,我是杜銘哲委託聲請鈞庭解釋憲法的訴訟代理人,以下謹代表杜銘哲先生陳述事實及相關法律論證。

杜孝生沒有成為英雄,因為他沒有隨本案被告一起被槍決,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全部都在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阿里山匪黨武裝支部暴動案中被槍決,杜孝生是少數存活下來的。

杜孝生不是懦夫,他背負了這個罪名繼續活到2001年。他在1997年向二二八基金會提出補償申請被駁回,在他過世之後,他的子女向白色恐怖補償基金會提出申請,要求補償,也兩度受到拒絕,現在案件正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當中進行審理。我們認為這一件案件具有憲法的重要性,因此向鈞庭聲請憲法解釋。

高一生、湯守仁、杜孝生在1952年受到保安司令部誘捕,因此到台北接受審訊,隔年其他三位皆受到槍決,但同案被告杜孝生因為被起訴法條罪名為貪污治罪條例,因此他並不在補償條例的補償範圍之內。補償條例第2條規定的補償範圍僅限於內亂、外患罪及檢肅匪諜條例,在解嚴之後所成立的基金會,依照立法院所通過的補償條例來進行補償,但是它的範圍僅限於內亂、外患罪及檢肅匪諜條例,其中內亂、外患罪是因為懲治叛亂條例2條1的規定,我們認為這樣的規定過於狹窄,如果我們可以理解山地工作委員會案,我們就可以知道其實保安司令部在逮捕杜孝生之前,他們已經擬訂了工作方案,要將鄒族的菁英一網打盡。

其中罪名的分配可能因為參與的程度多寡不同,而有所差異,但是保安司令部所進行整體性政治整肅及迫害並無差異,僅僅因為當時軍事檢察官起訴法條的差異,而造成現在當事人在案件請求補償的要件有所不同,我們認為這個法條有違憲的疑義。我們認為這個法條有侵害人民可以請求國家賠償的權利,依照憲法第24條國家應該要設置國家賠償制度,在人民受到國家侵害其權利的時候,可以申請賠償。

我們認為戒嚴時期的軍事法院造成不正當法律程序的違背,許多人民權益受到不當的侵害,這是一個整體法秩序的破壞。這一個整體法秩序的破壞應該要由國家在解嚴之後進行整體性的重新評估其不法狀態,但是很遺憾在1987年解嚴之後,立法院隨即通過國家安全法,其中第9條限制戒嚴時期受軍事審判之一般人民不得上訴到普通法院,這個規定造成戒嚴時期的軍事審判完全無法再進行系統性的檢討及透過司法來尋求救濟。

由於國家安全法第9條設下的限制,因此在補償條例的部分,也是由補償基金會來進行補償。這個補償並沒有認定國家有任何的責任,只是基於補償條例的授權而給予補償金的發放,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完全看不到對於不法國家的責任檢討,乃至於立法者在構成要件上的設置,又過於狹窄,曲解了在戒嚴時期受到不當軍事審判侵害這一些人民的權利型態。

在釋字第477號大法官曾經針對權利回復條例進行解釋,大法官認為權利回復條例僅限於內亂、外患罪,屬立法者裁量之範圍,但是我們一併指出所謂的立法裁量並非絕對,大法官在釋字第477號解釋裡面,並沒有區別人民受損之權利性質究竟是政治性的權利還是一般性的權利,我們知道大法官已經針對人民的基本權利做出不同保障的要求。

在涉及憲法第8條有關於人身自由的部分,大法官三申五令再三強調這是人權保障的核心,在第567號解釋裡面也再次強調即便國家處於非常時期,人民的基本權利也有其核心範圍,不得侵犯。但是在補償條例的設置及第477號的解釋當中,會將這一切歸納為立法者裁量,我們認為釋字第477號解釋有變更的必要。

另外,補償條例第15條之1所謂擴張了受裁判者的範圍,但是第15條之1同時也要求必須基於同一原因事實,以杜孝生的例子來說,所謂同一原因事實就是必須也要參與了高一生、湯守仁在軍事法庭裡面被認定是屬於內亂、外患罪及檢肅匪諜條例的原因事實,因此我們認為第15條之1完全無濟於事,因此聲請方聲請鈞庭針對補償條例第2條及第15條之1第1項同時聲請違憲解釋,以上,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