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長、各位大法官、鑑定人及在座的觀眾大家好,首先基於機關忠誠義務,對於聲請方提出來的轉型正義非常認同,也認同要在臺灣實踐。但基於轉型正義,機關方也必須提出一些意見,以下就機關方的意見逐一跟各位報告。

首先,雖然鈞庭已經裁定受理杜黃兩案,然而可以發現有非常明顯的程序瑕疵:

黃國昌案聲請書主張「…前立法委員顏錦福等人曾對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規定提出修正草案,…但未獲多數立法委員之支持」,因此符合「修法未果」這個要件,但事實並非如此。

因為2000年4月14日當時顏錦福委員提出的修正案,只是在原來的「第8條第1項第1款」加上「因同一原因事實…不得申請補償」這個要件,也就是當時的修正案,完全與「第8條第1項第2款」無關。既然根本就沒有提案修法的事實,請問:何來「修法未果」之有?在此特別提出當時的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敬供鈞庭卓參。

換句話說,黃案向鈞庭聲請解釋之前,必須先針對「補償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提案修法,等到提案修法受阻、不能完成修法程序之後,才符合立法委員聲請抽象規範審查的要件。縱使認為修法程序並不受「屆期不連續原則」的拘束,但是,截至目前為止,沒有立法委員針對「補償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提出任何修正案,因此鈞庭對於黃案作成受理裁定,恐怕有誤會。

承前所述,特別懇請鈞庭審酌,既然補償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與「修法未果」這個要件不符,因此,鈞庭以「具有重要關聯性」為理由,而一併受理的「修正前刑法第100條第1項以及懲治叛亂條例第2條第1項」,也就失所附麗,而應一併不受理。

兩個聲請案都是以「轉型正義」,作為「有必要個案例外受理」的理由,以杜銘哲聲請案為例,鈞庭認定「為使人民及時獲得司法救濟,窮盡訴訟途徑這個要件,是不必要的」,然而,「是否須窮盡訴訟途徑」,恐怕與「轉型正義」並不相關;此外,鈞庭雖然認定「涉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77號解釋應否變更以及戒嚴時期人民權利受損能否回復」,具有「憲法上原則重要性」而可以「個案例外受理」,但是,裁定並沒有闡明「轉型正義」與「憲法上原則重要性」之間的關聯性為何,因此,受理裁定的說理,恐怕尚有不足。

其次,針對轉型正義的訴求,關係機關同意「轉型正義」大致上可以定義為「已經從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體制的國家,對於前體制下,政府侵犯人權的案件,所做的因應及處理」。這是黃兆年的論文,因為著作權法的關係,我們必須標明出處。請播放下一頁,謝謝。

在查閱相關文獻以後,關係機關的主張是:

一、每個國家的歷史背景不同,因而,轉型正義的過程,自然也就有所不同。在實踐轉型正義的時候,所面臨的無非是「1.轉型正義的角色定位、2.對加害者的處理(例如赦免、清查、起訴)、3.對受害者的處理(例如平反、賠償)、4.政府的真相調查」等等課題。而更重要的是,轉型正義絕非為了報復,轉型正義的目的是在於修復、遭到破壞的社會裂痕,也就是應該追求更上位的價值「促成族群和解、避免加深對立、避免製造新仇恨」。

二、例如西班牙採取的方式為「通過赦免法,釋放政治犯、同時也全面停止對前體制成員的審判」;阿根廷則是制定「全面停止法案,限制追訴加害者的期限」並且以「大赦謀求和解」作為實踐轉型正義的策略;南非則是設立「大赦專門委員會」,讓加害者個人在期限內坦白自己的罪行,以換取赦免。以上各國都是在「加害者」與「被害者」兩個族群之間保持平衡,以免因為實踐轉型正義而導致政治、社會、經濟動盪不安。

三、台灣已經是一個熟悉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社會,縱然檢視過去不符合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法律環境,也應該遵循現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要求,特別是應該遵守具有憲法位階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權力分立原則」,而不應該以「轉型正義」為理由,打破法律對於「受理釋憲」的要件限制,而採取特殊個案予以受理的處理模式,否則,就裁定受理本身,恐怕就已經違反了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要求,不是嗎?

四、因此,難免特別讓人擔心,鈞庭在憲法之下處理轉型正義的立場和態度,是否真的能夠貫徹憲法的意旨?是否有助於「促成族群和解」?是否能夠「避免加深對立、避免製造新仇恨」?

以下請其他機關接續陳述答辯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