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以下是就機關的報告。

我們就程序部分補充一下,可以看到模擬法庭法第5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有提到立法委員可以提出聲請,但有所限制。由剛剛許律師的報告可以知道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8條第1項是立法委員黃國昌等有提出修法的紀錄,但是對於他們聲請案提出的國安法第9條第1款及舊刑法第100條的部分,並沒有所謂修法的紀錄,因此這部分我們認為在程序上還是不應予以受理。

模擬法庭法第50條很明文規定,人民要善盡救濟的途徑,我們在模憲第004號,由剛剛聲請人的報告來講,我們瞭解聲請人現在還有行政訴訟繫屬中,這是不是尚未窮盡救濟的途徑,這也是一個爭議,因此這是我們認為就程序不應受理的部分予以補充。

在模憲字第004號的聲請案中,最主要提到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2條第2項及第15條之1第1項第1款,將這個補償的範圍只限於內亂、外患罪或是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所犯之罪,認為這樣的立法裁量是不當的,而且限縮影響到人民尋求國家賠償的救濟途徑。但是我們要來看,我們非常肯認要推動轉型正義,但轉型正義推動的當時,我們要衡量的是整個法秩序,而且這個法宣告違憲,我們把這個範圍擴大的時候,影響的層面是什麼?不能說只是動員戡亂時期,當時國家是處於一個非常狀態,要有一個刑事審判權轉給軍法審判,適用的刑事訴訟程序是不同的,但是對於實質上的認定,應該還是要回歸到實體,這在補充條例裡面都有規定。

但是一旦不去做罪名種類限制的話,我們可以看到什麼影響?在當時只是因為動員戡亂時期,如果犯的是殺人罪、違反性自主罪或一般的貪污罪,都是因為發生在動員戡亂時期就可以請求賠償,請問這對犯殺人罪及妨礙性自由罪的被害人來講是爭議嗎?因此我們認為這個範圍是立法裁量權,它可以限制,而限制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從補償條例的理由立法來說這是政治的案件補償。

我們再看到大法官釋字第477號的理由裡面也有提到,這是基於當初是政治目的的權力濫用,這並不是原文,我稍微綜合起來。因此,限縮的目的性是政治目的的權力濫用,這有一個範圍區隔,因此在考量轉型正義的時候,不能毫無限制,不論任何罪名發生在動員戡亂時期一律可以請求賠償,這樣對其他人才是構成所謂的不公義。

看到第15條之1的部分也是一樣,模憲字第005號一樣針對同樣補償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主張因為要依現行的法律及證據法則來認定內亂、外患罪,但聲請人主張的卻是認為民國24年刑法第100條是違憲的,要把它廢止。但是在聲請當時已經不適用民國24年刑法第100條的條文了,如果聲請當時適用的法律錯誤,還是一樣要回歸到現行的司法體制去尋求救濟,而不是透過釋字,讓一個已經廢止掉的刑法第100條再廢止一次。以上是我們針對於就補償條例、國安法第9條及民國24年刑法第100條主張要廢止的部分,以上就機關綜合報告,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