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長、庭上,機關再說明一下機關對釋憲案的相關意見。

其實有關於大法官會議來解釋是不是進行違憲審查,事實上主張的目的在於大法官會議對於現行法律是否有違反憲法的情事而做出判斷,如果有違憲,當然必須要依法宣告違憲,宣告違憲之後,應該要指明將來的修改方向。我們瞭解所有法律的形成過程有一個所謂歷史背景的存在,這是包含在釋憲的過程當中,我們認為大法官會議應該要思考到所有法律成立的背景、過程及原因。

其實我國的情況特殊,跟其他世界各國轉型正義的情況相較,特殊原因在於我國從38年至76年宣布解嚴這一段時間為止,這一段期間將近四十年,這麼長的時間裡面,國家藉由制定許多特別法的情況,讓司法機關以特別法進行審判,以及行政機關以這個特別法的內容來實施國家的公權力。在實施的過程當中,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也許會有許多違反所謂人民受憲法保障權利的情事。但是釋字第567號肯認在非常時期,國家會因應非常態的需要,對人民的權利作較嚴格的限制,當然也有說不能侵害人民的權利而受到最低度的保障。

在這個情況之下,戒嚴時期所實施相關公權力上的作為對人民權利遭受損害的時候,在解嚴之後基於轉型正義的要求,國家必須要負相關的補償責任,我們現在使用的是補償,而不是賠償,賠償有所謂損害的問題,補償的範圍其實已經放寬人民可以請求的範圍。必須要說明的是,其實轉型正義並不是清算,也不是全面推翻執政者在之前所有權力上的作為,在這個前提下,我覺得立法機關必須審酌確實是一個救濟及歷史現狀衡平的思考。

有關於杜銘哲案針對補償條例第8條第2項的規定,認為補償的範圍受裁判僅限於受內亂、外患罪及檢肅匪諜條例經判決有罪確定或交付感化教育才能請求補償為限。事實上以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的規定,光是從法條上來看,是針對於不當的審判程序,基本上就作為適合的請求標準,而不是必須達到審判不法的程度。也就是說,立法者針對於這樣補償案件的認定,事實上也已經有放寬所謂請求的範圍。

在這個前提之下,到底哪些犯罪者或者曾經受裁判者,能夠依照這樣的條例來請求補償,我們認為這部分應該還是屬於立法機關受裁量的問題,尤其制定這樣補償的條例主要是針對政治犯罪,當然政治犯罪是屬於良心犯,事實上沒有侵害到個人或甚至於國家的法益,我們比較傾向認為政治犯所侵害的是統治者的法益,既然對於個人、社會、國家法益沒有相當程度侵害的情況之下,在特殊時期造成的審判之權利受損,應該要給予補償,除非這一個行為人確實有所謂違反國家利益的情事。因此,在這一個補償條例裡面有規定說不予賠償是由基金會依照現行法律或證據法則審查,認定內亂、外患罪確有實據的情況下不予審查,這是維護法的安定性與維護國家社會安全秩序的考量,因此我們認為杜銘哲釋憲案的部分,並沒有違憲的情事。

有關於黃國昌立委所提的國安法第9條違憲的部分,我們補充一點意見。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272號已經有作解釋,這並沒有解釋內容不明確的情況,我們認為這部分其實鈞庭毋須予以變更的必要。更何況,剛剛我所提到的我國戒嚴時期長達四十年,在四十年期間所有法院審判的確定案件相當多,如果已經確定判決的案件,一樣可以透過上訴或抗告的程序,重新進行法院的裁判,我們認為對於已經判決確定的證據資料取得,一定會有其實際上的困難,立法者做這樣法律制定一定考量到所有包含在實際操作的層面,包含在人民權利的保障上,應該都有作相當衡平的考量,因此我們認為就國安法的部分也沒有違憲的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