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長、各位大法官,由於時間的因素,我儘量簡要陳述。

不管我個人在感情上對於聲請意旨是否認同,基於理性及機關的立場,我還是要針對本件聲請的意旨從法律或憲法的觀點提出各種質疑。

我先簡單針對黃國昌立法委員的聲請案提出一個疑問,黃委員的聲請案他們針對的質疑不只要的是補償,而是要一個司法審判程序給予回復名譽措施,這可能是一個賠償,重點是一個程序。從現在補償基金會的審查程序改為司法審判的程序,我個人小小的質疑是,真的經由司法審判的程序能夠給予這一些受裁判者或家屬一個比較可能的補償嗎?我們知道基金會的補償還有原來補償條例的精神,是針對內亂、外患罪這一些戒嚴時期不當裁判案件原則上給予補償,例外才不給予補償,例外是按照現行的法律規定、現行刑法規定或現行證據,仍然將有罪化不予補償。

我們知道經由司法審判程序其實有兩造,未來的兩造勢必是檢察官與被告(原來受裁判者),檢察官基於職責與立場也必須要提出反對意見,當有反對意見出現的時候,在程序及結果上我們知道,實際上總不免對於請求一方的請求會造成一些阻礙。撇開這個不談,審判的前提是避免未審先判,不能先有結論才進行這一個程序,不然這一個程序是虛偽的。但是剛剛聲請人已經陳述很明確了,過去那一些都是不法審判,已經定義這一些是不法審判,如果已經是不法審判,還需要重新再一次審判程序嗎?此為第二點。

第三,經過幾十年這一些證據還有沒有辦法再呈現?相關的證人還有無辦法出現在法庭上?現在審判程序的核心,最主要價值及核心所在是直接審理、言詞審理及交互詰問,甚至有人認為交互詰問是發現真實之王,必須透過交互詰問瞭解真實。但是時間經過五十年以上,如何傳喚這一些相關的關係人?這一些相關關係人、證人漸漸凋零,如何去瞭解藉由這樣的審判程序來達到發現真實的目的?會不會造成審判的空洞化,這是我針對黃國昌委員聲請案的質疑。

另外在杜銘哲聲請案的部分,我也只提一點就好了。杜銘哲聲請案的個案事實是一個貪污案件被判有罪,當然貪污是不是真的有罪很有疑問。如聲請人意旨所述,軍事審判機關在發動偵查審理之前有一份文件是有計畫的誘捕他們,先有行動辦法再進行偵查、審理,所以這樣的貪污案件有可能是羅織罪名或有可能是栽贓,機關也同意,是有可能的。但今天聲請人的意思是,原來的補償條例只限於內亂、外患罪及匪諜案件應予補償,其他的案件不補償,侵害了他們訴訟權跟損害國家賠償的請求權,似乎也有道理。但是一旦要擴張,擴張到什麼範圍?你可能被當時的執政當局所栽贓、羅織的罪名可能是貪污罪或者是其他的犯罪,所以不能只限制在貪污罪,如果只限制在貪污罪,那就違反了平等原則,其他刑事案件難道不可能被栽贓?難道不可能基於政治動機、原因而被執政當局發動這些軍事審判權力而加以羅織罪名成立犯罪,難道不應該補償嗎?所以一般的刑事案件變成要補償,但擴張到一般刑事案件的時候,我們的立法精神變成所有在戒嚴時期的所有審判案件,不管是內亂、外患、特別刑事案件或者是一般刑事案件都應該要予以補償,例外不予補償的背後精神在哪裡?完全失去了轉型正義的意義。

用一個不太嚴謹的詞,所謂的「政治犯」與「貪污犯」如何區分?這個案子有所謂高一生等貪污案行動辦法,執政當局先有行動辦法再發動偵審,但在別的案子,也有可能在偵查之前有所謂的情節計畫,就像一般偵查機關如何界分?如果我們只處理前半部,認定有前面這樣的一塊資料來認定這樣的行動辦法,結果來認定後面的部分我們不處理,這樣足以回復受裁判者跟家屬的名譽嗎?這樣就足夠嗎?我們不去處理貪污案件的構成事實,到底是有或無,這樣就足夠了嗎?

當我們要進一步處理的時候,對於受裁判者跟家屬會不會有利?能不能通過檢視?貪污案件跟其他的內亂、外患罪有很大的差別,我剛剛已經說過補償條例原則上予以補償,例外不予補償。例外規定在第8條第2款的部分,依現行法律或者是現有的證據審查仍然成立犯罪的話,不予補償,刑法第100條已經修正了,懲治條例第2條1應該是廢止的,因此依照現行條例審查,內亂、外患罪不會成立犯罪,但是貪污案件構成要件從以前到現在為止,應該沒有真正實質上的改變,貪污案件這一個案件一直都存在,所以不是現行法律的問題,而是證據的問題,所以必須要透過現實證據的審查,有的可能會通過、有的不會通過,其他刑事案件也是一樣。

重點是這個部分應該要把什麼樣的犯罪列入這邊,對於受裁判者的家屬或補償或賠償回復名譽,是不是達到所謂受裁判者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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