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先謝謝Susanne Karstedt願意協助法庭並給予重要的意見,我先提出一個問題想要請問你。

第一,在衡量信任的時候,跟我覺得表達是否是trust,我覺得這個是兩件不一樣的事,可能有人會問我,基本上我是否對什麼事有信任,我信任這一件事,我可能回答我很信任,這可能是一個主觀上的表達,但是我做主觀上表達的時候,其實它已經預設如果現在我要公開表達我意見的時候,其實涉及到外在的一些條件,所以您的研究有提到在威權後五年、十年,我想可能很難完全一下子從一種比較內在長期受威權的人格得出來。

我覺得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好像我要能夠對外在的世界表達說我對警察或者是司法是否信任,好像這本身就預設有無辦法對於現在周遭的警察或者是司法信任,因此在這一個前提下,我覺得去衡量到底是否真的有這樣的信任,會造成上面的問題。一併就回答了後面的問題,當他覺得比較安全的時候,他很信任這個社會的時候,就會儘量表達他的意見,同時他的訊息會越來越增加,這個是我第一個可能要請教您的問題,因為表達信任裡面已經預設了是否能夠信任周遭環境的這一件事。

第二,好像有涉及到轉型正義的程序,我不曉得這裡面是不是有一些差異性,因為我們知道亞洲很多轉型正義的工程,其實有很多的議題,比如追訴責任這一件事,好像在亞洲轉型正義而言相對比較弱的,因此從這我認為樣的基礎上來看,轉型正義的機制是不是真的會影響到信任,我不知道這樣的結論會不會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