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第一個問題,這些是全球性的調查,我得到的資料是全球所做的研究比較。至於你對於某一些事有沒有信任,或者警、司或政府媒體或等等問這一些問題,關於人民對於這一些機制的信任度,我們必須要瞭解到,我在這中間也把民主國家跟專制國家做區分,但是就對警察來說的信任,國家相差間不大。基本上甚至對於在專制底下的人民,人民也因為覺得警察提供一個了基本安全的保障,即使對人權的侵害來說也是,針對社會上少數的族群、少數的人,比如特別對於所討厭的人或反對體制的人,這一些人權侵害並不是對於大部分的人民,所謂大以分的人民對於這一些是無感的,也認為警察是值得信任。

對於區域間是有一些差異,比如說在專制體制之下或者是專制已開始轉型的國家之下,他們對於司法也有相對高的信任度,因為他們基本上對於司法的態度,他認為司法是提供他們一些基本的保障,因此有問題是可以帶到法院之前,所以對於這一些是有差異的,對於亞洲國家來說,當然國家間也有差異。

第二,追究責任被忽視的這一件事,我的研究認為對於過去不正義的追究是很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也是重要一環要考慮的。比如在德國在轉型正義中很重要的缺失是,對於過去司法失敗並沒有足夠的追究,因為法院施加的不正義並沒有好好審視,這一些並沒有處理,這是德國制度中間一個缺失,至於對於責任的追究。那麼它是一個大規模體制的改革,當然司法制度本身就在裡面其中的一環,社會上需要去努力、改革警政、改革司法制度。

從我的調查中,臺灣相對來說其實是進步的,比如對照德國來說,臺灣相對民主且穩定,在轉型正義追求中間可以去做,可以在民主的進程中間,相對且同時來做轉型正義的工程,包含司法的改革。所以轉型正義的追求,其實跟政治改革、民主改革及司法改革是其實可以同步進行的,當然民主是相對穩定,因此轉型正義並不會損害民主的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