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庭上起訴追究責任,在1945年之後其實就有三大要項:第一個,能夠讓那時執行人還有那些菁英份子都是在紐倫堡進行大審判,剛剛是國際審判,國內審判來說的話,以德國公民來說,那時如果是在1938年這些納粹執政計畫當中曾經有殺人的話,就會進行國內的審判。第三大方向,也就是在國際上所犯的犯罪造成的凌虐,特別是在國家他們所侵占的當家所進行的這些凌虐,這一些加害者就到這一些罪行的國家就審,因此有三個不同的進行方向。

那時西德建立跟東德分立的時候,我只清楚西德的程序,所以我們要建立民主的機制。有兩件事很重要,第一個是需要菁英的支持,還有一個是在建立民主國家需要大眾支持,當然現在其實會更進一步去拖延這一些起訴的過程,特別是這一些菁英份子當然希望想要有全面赦免,但是這是可能的,當然不可能,有幾個原因:

第一,在那時的首相非常明確表達反對的態度。

第二,總理反對,在當時同盟國其實有非常大的反對力道,所以這一些起訴的過程很多都是因為國際施壓。

第三,真的建立一個程序之後,能夠起訴之前犯下的凌虐,所以在各個不同的起訴都是集中一起起訴,這就展開了一系列國內訴訟的過程,不斷持續到今天,同時在這個過程當中,高等法院在那時講到追訴時效,其實是因為德國的議會取消了追訴時效權,特別是謀殺事件。另外一方面,高等法院也讓這個標準變得非常高,什麼樣的標準?是判刑跟起訴的標準變得很高,所以在那時其實有一種秘密的赦免,有一些犯微罪的赦免,那一些參與大屠殺的人也被赦免,所以這一個過程很重要,是要能夠讓這一些人的責任被追究,我們也要看一下我們在追究責任過程的這一個程序是怎麼執行的也是非常重要。

我們來看德國的菁英,他們所面對的是國際局勢軍事審判,其實對他們來講是很大的震撼,因為很多社會階級很高的人都被關起來,要承擔責任。有一些人可能很快就被放出來了,的確有一些死刑,但是在美國佔領區最高法庭有宣判一些死刑案例,但是國內沒有,我想大眾在當時想要民主,因為在國際的軍事審判法庭做了一件事,很清楚傳達這一個訊息,也就是要傳達當時發生什麼事,德國的大眾也接受了這一個程序,因此可以看到這個評價。

80%的人認為國際審判非常公平的,大部分的人也都同意這一些領袖應該處以死刑,原因是他們害德國人陷入困境,有一點像是德國人自己的反撲;無論如何,他們很支持這樣子的正義實現與審判,他們不認為這是一種訴求。國際的盟軍也受邀來看整個國內的審判、整個觀看程序的執行,因為他們認為整個像這樣的程序,越透明的話,避免有任何想要復仇行為。

我覺得民主來說非常重要,但是德國的歷史、範例,並不代表要怎麼說,我們不能說是因有這些審判造成社會的對立,特別是在60年代、70年代,因為更年輕的一代,他們擁抱民主,有更開放的社會了,他們其實是受到看了這一些審判之後,更加強了民主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