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法官及鑑定人好,首先感謝鑑定人的意見,以下容我用中文的方式發問,再請翻譯。

首先,杜銘哲案的背景是戒嚴時期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因此我想要就戒嚴體制、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及背後國家責任的問題,對鑑定人作三個問題的請教:

第一,鑑定人在他的鑑定意見有提到,所謂的「緊急狀態」是個例外,所以必須非常短,剛剛在他的口頭陳述裡面也有特別提到過去三十八年的戒嚴體制並不是緊急狀態,而是常態。

我想請教的是,事實上所謂戒嚴時期是從1949年至1987年,但是在戒嚴時期開始前一年(1948年),我們就由制憲機關的國民大會來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作為戒嚴時期相關法治的基礎,而且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效力維持期間是從1948年至1991年,至戒嚴終止後還繼續施行將近四年之久。我想請教鑑定人如何評價有關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合法性或合憲性?

第二,鑑定人在鑑定意見裡面也有提到縱使在緊急時期,國家或政府作為也必須要受到若干原理原則的制約,特別是提到的憲政主義。我想請教的是,在臺灣過去長達三、四十年期間沒有獨立司法及國會定期改選,這樣的狀態是不是算所謂的牴觸憲政主義的原則?

第三,倘若我們已經終止所謂的緊急狀態,在終止緊急狀態之後,後續國家應該要有哪一些作為來處理過去在緊急狀態時期所受到權利損害的人民權利相關恢復事宜?我想問的是,立法裁量是不是有一定範圍的限制?司法部門在緊急狀態時期已經終止以後,又應該要有哪一些作為才能符合所應該要有的國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