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您的問題。

事實上智利的獨裁者什麼能用的工具都用了,像非法地執行死刑或者是用軍事審判來執行死刑或是一般的法庭來執行迫害,所以司法體系在那時當然完全依賴政府的。

我要指出其中一點,我們的真相和解委員會提出一點聲明很重要,他們強烈譴責當時的法官在這十七年的過程當中,完全沒有接受人身保護令的聲請,沒有保障這些天主教徒人民的權利、免於迫害,這些法官都沒有做到,這是在寫真相與和解報告時,他直接要求國家總理要能夠正式向受害者道歉,同樣也強烈譴責那時的法官缺乏道德上的勇氣。

當你有一個全面威權體制的時候,我們也很難預期法官真的能好好盡他們的職責,所以我們覺得應該能夠讓他們辭職,他們至少可以辭職說「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好好做我們的工作」,就是至少他們可以有尊嚴這樣做,所以再回到憲法的問題。

當憲法在指引幾個正義轉型的時候,特別是從威權轉型到民主的過程當中,其實可能會阻擋了某種正確的轉型正義,或者是保障某一些加害者,在智利我們就面對這樣的情況。但很幸運的是,有新的司法體系、司法官重新開始釋憲,用新的角度來釋憲,其實都有一些模糊不明確的狀態,當然是有一些明確的民主價值都是寫在憲法當中,其實這是還滿容易的,當法庭能夠重新去解讀這一些不同條文,才能保障人權,也才能宣布那些加害者的作為是違憲的,還有用這一些原本基本的憲法原則,一旦底定之後,也就是之前的這一個憲法可能是為了要保障他們自己威權體制的延續,所以整個憲法法庭要重新詮釋是耗大的工程,但其實也要小心,因為我們對於這一種法律上司法的行動主義也是對民主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