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你講的問題,我覺得毫無疑問,如果曼德拉總統跟他的同僚沒有在1990年從監獄當中被放出來的時候,我想南非其實會面對一個非常血腥的局面。種族隔離的政府在當時已經進入緊急狀態,我們用比較實際的態度來看,特別是那時政府知道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他們必須要終結種族隔離,除非他們要看到南非陷入非常血腥的衝突,在轉型正義的四年當中,其實並不是和平轉移,我們有超過1萬以上的南非人是在93年跟94年這一段期間因此喪命。那是因為種族隔離政策的廢止,才把這樣的衝突結束,在監獄當中被折磨或者被隔離中的受害者,理論上來說他們可以向政府申請要求賠償的。民主政體是可以這樣做的,但是在三十年的這一段期間當中,常常是沒有證據的,就是這些追訴期要在三十年當中。這些沒有證據或者在種族隔離的這一段期間,以我自己做的個人調查來看,基本上是幾十萬張的政府重要文件都被碎掉,政府二十四小時日日夜夜都在摧毀這些文件,才能保障那一些可能會被追訴的加害者。

回答第二個問題,新憲法法庭來說,我們非洲人民大會ANC,其實還沒有準備好,不希望新的憲法法庭是讓之前的種族隔離政府來指派他們的大法官。當時法官的成員大部分都是白人,且大部分是男性,不像現在,當時人口51%、52%是女性,非白人有80%,所以相較於德國憲法法院的法官是由國會任命,在南非,憲法法院法官的遴選是由司法人事遴選委員會來作。但是第一批的憲法法院法官其實都是保障人權,沒有跟威權體制站在一起的法官,所以當時整個時代的新精神是我們有一個新法院、新時代,高於一般法院的,不讓既有的司法體制繼續,所以憲法法院必須跟普通法院的法官說憲法的意思是什麼、意旨是什麼,在這邊做一個解釋與決定,所以它是一個在體制上最高權限的法院。

憲法相對於普通法來說也是至高的,新憲法生效之後就取代了普通法上的一些既有規定,所以普通法的適用結果也必須要服從新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