鈞庭我想要強調我與有榮焉來參加這一次的模擬庭,以身為鑑定人來提供意見,我提供的意見是來自於波蘭憲法法庭及過去處理相關問題的經驗。我回答總共十一個問題,所以現在請讓我跟大家分享我的意見。

我們在波蘭,對於民主的觀念,奠基於四大原則,法治、權力分立、自由選舉與人性尊嚴的保障,讓我來解釋一下自由選舉為何也會被列在這當中。

大家記得共產黨鐵幕之下,共產黨他們自己也有全國性的投票,不過實際上這並不是真正的自由選舉,所以我們必須要強調不僅是形式上的民主,應該是要有自由的選舉,這是民主價值的核心,這也是在德國憲法當中有定義民主選舉是民主憲政的一部分。

在現在的憲法法庭來說,我們政府的機制受到強調的,每一個主管機關都會採取行動,同樣的,都要能夠提出自己法律的依據作為行動的依據,這也叫做法治。為了要避免所有的權力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因此我們的採取了三權分立,也就是立法、行政及司法三權併列,在每一個部門底下,憲法列出了幾個不同的體制,像掌立法權的議會、上下議院、行政法庭、最高法庭及總統部會首長都臚列在憲法當中,除此之外憲法基本上是禁止同一個人三權分立的部門當中,一人身兼二職。

有一個例外是議會的成員可以成為部會首長委員會的一員,憲法也非常清楚強調自由結黨、結社,同時憲法也禁止某一些政黨的存在,我們這邊講的是指什麼?獨裁獨大的政黨,像納粹、法西斯黨或共產黨等,憲法也提出基本的選舉法,也就是我們的選民其實能夠到最高法院前面來質疑選舉的可信度,最後憲法也特別強調所有的個人自由及權利,都來自於個人的尊嚴,並不是法律賦予這一些權利,而是人賦予這一些權利與自由。

憲法也去調節相關的準則,所以制定法的人也可以在制法的過程中,禁止行使權利及自由的限度。國際的協議對於一般法條前面的話是有優先權的,也就是我們的憲法也賦予國際協議特別的地位。波蘭的憲法沒有辦法透過那一些法條來修憲,但是我們要修憲的某一些章節,基本上是需要第一章節政府體制調整的設立,這個是第二章的內容,有關於人類的自由與權利,還有第八章,憲法本文要做這一些修憲的過程是非常困難。憲法不只是讓修憲的過程變得很困難,也同時很複雜,同時也提供另外一個機會,要修憲、要公投。

更進一步,憲法也不能透過非常的手段來修憲,這樣子是違法的。但是我們發現還是會發生直接透過這一種公共威權侵害憲法,從我們的三權分立、法治國家及人的尊嚴跟自由來說,實際上用這樣的手段來修憲的話,其實反而會讓一個政權失去民主的體制,實際上憲法基本上就是流於形式,等於付之闕如。

波蘭憲法提供三種非常手段,第一個是戒嚴,接著是進入緊急狀態,第三則是天災狀態,其他的特別條件都不成立,就只有這三種的時候可以採取非常手段。戒嚴只有在面對外在威脅的時候,比如有武裝進犯波蘭領土的情況,或者是要能夠防衛國際協約自我保障時才能採用軍法,所以這是我國的總統來宣告進入戒嚴的情況。

接著,緊急狀態只能在某一種情況之下,比如公民生命受到威脅或者是公共秩序受到威脅的時候,這個也是透過共和國的總統來宣告,但是在進入緊急狀況期間,不能超過九十天,其實可以說被延長的,但是只能被延長一次,同樣的也需要經過議會的許可,而且是有固定的一段時間,第二次的延長不能超過六十天以上。

最後,天災的狀態可以是透過部會首長委員會來發布,但是這只是為了要救災或者是有時候發生了天災以外還有一些科技造成的遭害,它的威力相當於天然災害,這個是由部會首長、議會成員來公布,但是這一個天災時間不能超過三十天,只有我們的上議院核准之後才能延長,我們的憲法有一些機制來保障我們政府體制的改變,才不會受到非常手段的侵害。

首先,在非常狀態之下,憲法不能修憲,同樣選舉法也不能更動。第二,不能舉行選舉。再來是有關當局的任職期間會隨著時間的延長。第三,憲法也非常嚴格地限制任何去干涉到人自由及權利的情況,也就是有可能在這三種非常手段的情況之下,人類的權利會受到威脅,但是這是不能發生的,在軍法進入戒嚴的狀態之下,或是緊急狀態之下,這樣的命令都是要在簽署之後四十八小時之內送入議會,上議會其實是有權力可以廢除這樣緊急狀態命令發布的。第五,像這樣的緊急狀態的命令發布都是要透過憲法法庭的裁決,有時當然可以判決是違憲的。第六,就算是遇到緊急國家狀況,人民及受害者因為在這一段時間遇上非法主管當局或者是主管機關不當行為而造成損失時,個人依然可以聲請損失賠償。第七,現有的法庭還是依然可以召開,除非是遇到戰爭期間,或者是可以召開特別法庭,在這種情況之下還是可以召開這種特別法庭。

我之前有說過只有軍法沒有辦法實現的,同時來說是只有發生戰爭衝突時才能採取戒嚴,所以這在國際法上非常知名的觀念,也因為如此,長期無止盡的戒嚴情況是不能發生的。如果有長期戒嚴的情況發生,表示憲法已經失能了。

我回答第五個問題,波蘭的憲法也不支持威權的政權在什麼時候制定奇怪的細節,或者是一些採取非常手段時,憲法沒有辦法提供詳細制定的細節,但是我們要記得的是,其實在憲法當中有幾項條文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說,公務員在這一段期間採取的行動是犯罪,但是政治理由沒有被追訴期責任的時候,追訴期跟被追訴的原因是一樣長的,就算是二十年、三十年的有效期間這麼長沒有關係,只要追訴原因都存在的話,就可以繼續追訴。

比如:像部會首長或者是政府首長,像是總統,如果他們是高位的話,他們還是可以被追究責任,在未來他們會受到國家法庭的裁判,不論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到底在刑法中是不是被視為刑事責任,所以比刑法法庭的位階更高。但只針對身居高職的公務人員所召開,我必須要強調,不只是刑法當中建立的這一種定義的罪行,只要他違反了憲法,就算沒有在刑法當中明文規定的話,還是可以透過國家法庭來作裁決。

我要解釋一下,在1990年代時,我們的政客想要在國家法庭底下控告這個人,這個人在1981年的時候,進入了軍事法庭受審,因為叛亂鼓吹國家分裂而受審。在1997年的時候,當時的執政黨廢除了這個程序,所以大部分受到軍事法庭審判的人都已經過世了。

再來,一般原則來衡量權威當局所採取行動時,我們的衡量標準是要看當初採取行動的那一天狀態,所以憲法法庭在2011年的時候,有一項判決,也就是不遵行1981年在波蘭所引入戒嚴法條時,及從1997年至1952年的這一段戒嚴期間,我要強調一下,我不遵守這一些判決,這一些判決是可以被推翻的。

當時我是監察委員副院長,我曾經說當時這一個案子我認為憲法法院應該判戒嚴令不能被認為合憲,我是提起憲法訴願的一方,但我當時還不是憲法法院的成員。在舊時的政府並沒有辦法判決,我強調在那時戒嚴所做的這一些判決,其實基本上在電視上公布的時候,戒嚴已經執行四天了,也就是說當中的這一些刑法,就算生效之後依然還是沒有法律效力,這當然不符合法制原則。

也因為如此,我們要能夠評估法庭所發揮的責任跟效力,特別是遇到這種人權違反案例的時候,要特別作評估,同時也能夠就此評估及參照之前所做的國際合約來賠償,所以特別公民來說的話,我們有一些歐洲人權、法庭,或者是我們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法條都可以援引,也因為這樣,這也是法庭的責任及任務要評估特別人權違反的案件,同樣也能夠賠償這種為非當局行動所造成的損害。

第六個問題是關於司法的角色,在一個極權國家中間至少會有一些法官會慢慢朝向民主那一套發展,他們會試著保護自由民主,試著駁斥行政或司法的威權體制。有時法律會要求法官不適用某些法律,因為這一些法律被認為違反基本的人性尊嚴,在這時如果法官不認真負責執行他的責任,他就會沒有盡到保護公民的責任,會造成人權的損害。我們曾經有一個讓人覺得很遺憾的情形,當時在納粹時代的一個高級法官,曾經有一個問題是,依照當時的判決,他曾經在1947年在紐倫堡大審的時候被審判,我要強調的是他並不是國際紐倫堡大審,而是美國管轄權之內的紐倫堡審判,在這一個案子中間,中間有十六個德國的法官被審判,其他的法官都已經在這之前都已經過世了,他們被控的罪名包括執行戒嚴法,剝奪人生命,我們要記得的是法官同時也會為威權體制來服務。

第七個問題,去界定因為限制人權所造成的財產損害要如何補償,範圍跟如何做到?憲法上有制定法律。但是這僅限於合法行政行為所造成的財產損害,至於非法行政行為所造成的損害並沒有憲法上明文規定受害者如何獲得補償,除此之外,憲法並沒有關於補償的其他條文。

為什麼沒有對造成財產損害有任何條文?違憲的行為基本上就是非法的,因此我認為不可能說如果是長期的威權體制之下,如果大規模不正義剝奪財產的話,那就需要特別來處理。侵害人權威權體制的這一種時間越長的話,很難被正當化,不管是用正義原則或者是必要性原則或者是其他原則,這個是難以正當化的。因為時間原長的話,另外一個善意第三人會出現,因為他剝奪財產的情形有繼續下去,後面的交易行為會影響到,所以會造成求償的困難,因為後面的善意第三人必須要為了過去所做的不義來負擔,因此必須要用社會正義的角度用全部來處理。

關於轉型正義,波蘭的憲法並沒有明文,對於在威權體制上所犯下的罪行並沒有被追訴他的責任,我們必須要創造一個條件去處理,並且非難在當時大規模下侵害人權行為,在這時候我們要用波蘭的一般法律原則來處理。

下一個問題,過去公部門所做的非法行為補償或賠償,必須要先對於當時公部門所做成行為的法律上非難,非難之後必須可以有一個懲罰性賠償的處理,至於賠償金額的話,通常不會比實際上受到的損失來得高,原因在於以波蘭法律來講,通常得到的範圍不會與實際上受到的損害是相符,如果損害多大是難以估計的,就要由法院來界定損害額。要打幾個折並且來考量整體社會的情況,來衡定賠償的金額,所以通常財產法上是這樣子的話,對於人權侵害部分的金額、數額也是類似由法院來酌定的處理。

第十個問題,波蘭在共產統治結束之後,法院也並沒有完全否定它的效力,有一些極端性大規模的人權損害也是由法院來做成,我也不認為在這一個部分,我們還有一些比較固定的看法。我們如何去考慮過去的這一些案件,我們必須要從當時所適用法律角度來考慮,這時民主體制下的立法者必須非常謹慎,應該要個別性個案考慮這一些問題,而不是一筆勾銷把過去法院所做的決定全部加以判決成無效,除非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人權侵犯行為。

最後一個問題,從歐洲或者是歐洲理事會所做的法律原則角度來看,關於這一個問題就是說對於是不是有國際人權規範或者是從比較憲法的角度來處理轉型爭議的問題,歐洲理事會第1096號決議是說有考慮過去在共產統治下的集權體制所遺留下來的問題,並且也有另外一個叫做7568號的決議,由歐洲議會的人權委員會所做成。依照這些法律,必須要以行政措施來處理過去共產制度下所遺留的法律問題,行政行為不能賦予政治目的,應該在適用的時間上是有限制的,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