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我剛剛試著回答這個問題,我再講清楚一點。

不管怎麼樣,牽涉到的問題太複雜、太龐雜,且人數太多,釋憲者不管介入到什麼程度,都沒有辦法改變一個本質的問題,就是用通案的方式解決還是個案的方式解決?還是一次通案、個案全部解決?在我來看是人數眾多,所以不可能一次通案、個案解決,憲法原則講出來了,在憲法裡面一個人找出來,大法官不做事實考量,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寫下來,因為那一些人真正應該要得到的救濟就是有一個判決說他應該得到救濟,或者有一個行政處分給他說當時怎麼樣,他應該要有名字的救濟方法,如果不是一個有名字的方法,就是立法救濟、就是抽象的,到最後還是要把自己的名字跟抽象原則連在一起,我們不但有權力分立,而且有實際上沒有辦法一次全部做完的可能性。所以,大法官能做的是一個針對個案直接改,這個案子杜先生應該要直接改,但是其他抽象的部分,大法官可以做到比較,但是我認真認為不可能取代立法所有的事情,而且立法做了以後,立法寫完以後還是需要行政平反,還是需要接下去的國家賠償,或者是審判平反,所以一定是立法加行政加司法,聯手才能真正徹底做到該要做的地步。

現在時間已經過很久了,真正要做的是立法者趕快發動,司法者在這裡發動當然很好,但是我真的比較擔心的是,大法官今天往下講說條例沒有涵蓋的人,到底哪一些人可以得到什麼救濟、該如何救濟,我個人能力很淺,我在寫意見書的時候,不覺得可以寫出完全救濟的辦法,所以我才針對這一點突破,因為能力實在很有限,那一個條例沒有涵蓋的人,應該得到救濟的人是哪一些人、是什麼原則,如果完全處罰立法者位置的話,立法者是幾乎完全以自由的角度來想,我是可以根據過去的釋憲,而且我認為過去第436號、第477號很好的賠償基礎,在很大的範圍內受到軍事審判,因為人身自由被剝奪,而沒有辦法得到國家賠償救濟的人,這一號解釋就可以給他很明顯的指示,我認為這個在最大的範圍內這一號解釋可以做的最好事情,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