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想法跟鑑定人李教授的想法仍然不一樣,我們想要在這樣的處理方式之下,江國慶的國家賠償跟杜孝生的國家賠償是不一樣的,杜孝生的悲劇是在戒嚴體制之下,而江國慶的悲劇是在民主化之後而產生的,這兩個國家賠償的意義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我們用第436號來主張的話,就會把所有轉型正義有關於戒嚴體制下這些政治暴力的問題,全部都稀釋掉,跟在民主化時代軍事審判問題混為一談,因此不打算採取這一個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