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時間拉回到1950年代,要回答內亂、外患對原住民族而言,我覺得那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連結到所謂的政治犯,我覺得這兩件事必須要有連結關係在,假設我這個個人必須跟這一個國家有政治上的連結關係才有意義,我如果跟這個國家沒有政治上的關係,構成要件不可能滿足、符合。所以這一個案件之所以會被確認或過去會做這樣的判定是,國家有意識性讓這個事情本身產生這樣的結果,已經先設定一個結果,再找一些因素連結在一起,可是這樣的做法,其實當然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在這裡,也就是要解決這件事。

回應到高大法官的疑問或提問,必須要很清楚確認包含了在那個時期的幾位鄒族,甚至其他原住民朋友,都在強調一件事,也就是原住民族要自治,這個是歷史上的文獻都看得很清楚,他們要做什麼、我們要做什麼,我們就是不要或者我們就是要選擇做一個自治的主體而存在,這樣的舉動跟行為被當時的國家作為是他審判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