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鄧教授,這邊有一個問題。

剛剛鄧教授的意見裡頭有提到合憲性思維不宜從使用的角度來思考,想要就教於鄧教授,這個是否指憲法法庭只能審查規定、文義,或者從制度性思考,或者各方面的解釋去探討是否與憲法合致,而不用去討論法條的操作可能,是因為這一個法條在操作上可能會碰到什麼樣的問題,以本案的狀況來說,到底個案審查是否就是真的能夠為個案權力得到平反,或者司法體系是否有能力負擔那麼大量的,當時軍事審判下這一些不當案件的審理。又或者當時這一些個案有沒有通過現今證據法則的檢視,這一些問題是法條的實質內涵。

就教於鄧教授是,這一些重要法條的操作或者實踐的可能,憲法法庭不需要去參酌的嗎?會不會導致憲法裁判,為了要基於說的法條都符合憲法,然後盡可能保障人權而忽視實踐的可能?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