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長、各位大法官,我今天主要的鑑定意見,事實上有一部分的內容跟剛剛鄧教授的面向很像,因為我個人從事政治哲學的專業,所以我沒有辦法從法律的角度來作法條的分析,今天報告有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針對國際人權法體系,特別是聯合國所主導轉型正義的規範與實踐,我特別會強調轉型正義規範性的意涵到底是什麼。

第二,針對本案而言,這一些相關的規範與實踐,可以在我國目前的憲法架構上可以做什麼樣的保障。因為時間上的關係,我想用個圖簡單跟大家說明。

聯合國關於轉型正義的意涵,強調的是一個社會面臨大規模濫權所進行的種種程序與機制,目的是要確立責任、服膺正義及成就和解,換句話說,轉型正義在聯合國的架構底下,一個非常重要要如何處理大規模人權侵害所留下來的問題,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恢復那一些遭到系統性違反人權準則的效力。所以在這一個基礎底下,所謂人權保障的面向,其實是涵蓋著環環相扣幾個剛剛教授所講到追求真相權、賠償權及獲得正義權,這幾個權益事實上是環環相扣。同時在聯合國的架構底下,那幾個轉型正義的處理,不只包含司法途徑,還包含了非司法途徑。

因此轉型正義在聯合國架構底下有四個價值,第一個是真相,第二個是正義,第三個是賠償,第四個是如何透過制度性的改革,保證未來歷史不再重演。從他們的理解當中,這四個是環環相扣,所以在這張圖裡面可以看到我畫了循環的線,因為這四個概念本身,如果要獲得正義、如果沒有真相的基礎,你當然就沒有辦法進行訴訟。進行訴訟的過程當中,如果沒有辦法對受害者進行補償,你也沒有辦法讓受害者認為今天的爭議獲得回復,如果沒有對制度進行有效反省,你也沒有辦法避免歷史再重演。

因此從聯合國的架構底下,你可以看到最早其實是從1997年聯合國最主要是在處理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避免有罪不罰的問題;換句話說,這一些有罪不罰是面臨過去威權體制底下,那一些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都不可能對於侵犯人權的人進行責任追究時,到底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處理,所以這邊當然就會碰到剛剛所提到的「legality」、「legitimacy」的問題。所以這裡面就會認為,其實最早在轉型正義在聯合國架構底下,就想要從如何對加害者進行追究的角度出發;同樣所謂有罪不罰,也會包含我剛剛所講的這幾個不同的面向。

同時從受害者的角度來講,是從2005年所提出來關於嚴重侵犯國際人權法與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受害者獲得補救與賠償的權利基本原則的主軸,因此從受害者這一端所提到的重點是,如何從受害者的面向獲得這四個面向的保障。因此簡單來講,正義的權利強調的是個人有獲得正義的基本權,同時國家有擔負針對人權侵犯事實調查起訴及適度懲罰的權利。

另外一個追求真相權是過去這幾年來在聯合國一個新興的人權,強調的是對事件發生的成因與事件發生的社會環境與條件,必須要進行全面性的調查,他認為這個是不可減免的權利,這邊包含著是我們每一個在民主社會底下面臨過去這些威權體制底下的種種事實,每一個人都有不可剝奪瞭解過去發生嚴重罪行的這一些權利。

第二,政府有保留記憶的責任,也就是特別針對許多證據必須要獲得適度的保存。

第三,要保障受難者有瞭解,包括他們受害種種的家屬權利。所以在這裡面你會看到從轉型正義真相權的機制上,我們上個禮拜在南非及智利的鑑定人當中特別提到,透過真相和解委員會的方式來進行。比方在這邊你會看到許多透過訴訟當中沒有辦法的問題,在智利真相委員會裡面特別指責法官在進行審判過程當中,向行政官員做出太多的讓步,也就是在詮釋法律的過程當中,太過於走法律形式主義,而阻礙法律的適當判決。南非在真相委員會也特別提到南非的法官對於法治做過於形式主義的理解,反而打著法治的幌子,而對於守法主義作保障。因此可以看到這一些真相許多資訊的揭露,反而可以反省整個過去社會面對種種這些不管是在司法體制之下或者是行政體系,所謂的賠償所強調的是,大規模的賠償之受害者在生理跟心理上所遭受到的種種傷害。

第四,不要再面對歷史重演跟進行制度性清查。

這四個權利是環環相扣,不管要如何懲治加害者或者如何程序保護被害者,因此訴訟權沒有辦法獨立於這幾個面向來思考。

所要強調的是希望真正達到解決有罪不罰的問題,在中間的那一個範圍裡面,認為轉型正義其實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夠重建受害者的公民身分,所以受害者並不是賠償了事,受害者對於轉型正義要處理的目的,是希望讓受害者能夠被視為一個平等的公民來看待,如何讓他們從政治施予壓迫情境當中回覆,這是民主轉型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這裡面會有兩個重要的價值,一個是recognition,一方面最低標準是要承認受害者被傷害的事實,正常的標準是要透過制度化的措施,來認可受害者是一個平等公民,具有平等公民權的權利主體。另外一個希望達到的目的是,希望透過轉型正義的過程,恢復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以彰顯這個體制的可信賴度,透過真相的揭露,確認加害者踐踏人權規範的種種事實,讓人民重新回到對於這一個政治體制的信心,這是他希望達到的目標。

最外圍希望達到的是和解,換句話說,和解不可能在沒有做這一些事的基礎底下來達到和解,和解是基於對信任的重建,只有在信任重建的基礎底下才有可能去尋求和解的可能性,希望未來讓一個新的民主國家裡面所有公民,都能夠拋開過去的傷痛為價值的規範,比如人權、法治與民主,同時也認為其他的公民都有遵守這一些規範的信心。

最後,聯合國在一開始談很多關於這一些轉型正義的文件當中,特別強調跟法治間的關係,法治是轉型正義裡面非常重要的目標,所以從聯合國的角度來講,你現在宣稱是民主法治的國家,但是沒有面對過去違反法治最基本規範的行為,沒有辦法宣稱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但是在這裡面要處理法治的問題,法治既是轉型正義的工具,也是轉型正義的目的;換句話說,在處理轉型正義的過程當中,必須要避免成為勝利者的正義,也就是你所謂的運行都必須要符合法治的精神。因此從這一個基礎底下,我想我接下來要談的是,這個對於我們在面對本案兩個重要案件當中可以如何理解,這會回到國際人權公約的角度裡面來看。

目前臺灣已經有五大國際人權公約,在許多這一些憲法解釋文當中,我們也看到了這一個大法官援引國際人權公約,同時思考國際人權法在我國憲法上的定位。我可以舉例,比如司法院目前的網站當中,大法官引用兩公約的案件已經高達二十二件,大法官引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已經有三個,大法官引用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有四個,大法官解釋兒童權利公約有七個。

我們如果在看2013年第一次兩公約國際人權報告審查的意見當中,第二十四點跟第二十五點當中,其實明白指出我國必須要針對轉型正義作清楚的處理,這個基本意涵就是我剛剛那一張圖所呈現的那幾個基本權利,換句話說,要處理賠償不可能不去賦予追求真相及正義的權利。就我個人的理解,上次審查委員當中為2005年被害者賠償條款最主要的執筆手,他會特別關注這一個議題,我想可以理解。我想就回到剛剛講的,從這個角度來講,就會回到我剛剛所講的,過去不法行為採取回復性措施,有沒有可能違反所謂的法治國原則?

在聯合國關於轉型正義的特別報告中,特別指出了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就是要求或兌現可能已經做出的許多國際承諾,他認為這是很多國家在進行轉型正義面對如何解決有罪不罰中一個重要的策略,我也是呼應剛剛鄧教授看法,或許我們可以透過補充第567號解釋文的方式,來針對我剛剛所講重要條文進行補充。

比方依照正義的權利當中,如同我剛剛所引用的「打擊有對不法現象以保護及增進人權之基本原則」,這一個事實上是非常完整針對於impunity問題所進行,他們長達二十多年不斷進行增修的一個重要原則。

關於補償的權利,除了剛剛所講到這一些公約以外,事實上ICCPR第2條第3款就已經明白宣示國家關於權利補救上的一些責任,再加上剛剛所講的賠償條款,事實上都可以提供我們針對於補償權利上所能夠提供的這一些基本思維。

另外有關於真相權利裡面,事實上最主要公約的來源是,來自於另外一個九大國際核心公約,也就是保護所有人民遭強迫失蹤的國際公約。而這個國際公約特別強調真相權利的保障,這裡可能會有一個問題是,我們沒有內國法的話,是不是可以引用?就我個人有限的瞭解,事實上過去的大法官當中,曾經有針對沒有加入或批准的公約來進行引用,比方說第549號的解釋文當中,黃大法官就針對勞工公約進行詮釋。

因此簡單具體的條文來說,我只是補充一下,目前來看補償條例,其實二二八基金會裡面也談到關於檔案的問題,整體來說,我認為補償條例尚沒有辦法符合目前國際人權法的規定,補償的本質與範圍,甚至條例中的一些程序的保障也都欠缺。

這過程裡面會讓我們有一個感覺,雖然很多人都說臺灣是過去轉型正義當中補償議題相對做得比較好,但仍然從這一次兩個釋憲案當中,仍然看到有大量不被肯認的受難者,這一些人不僅沒有辦法表達聲音,也沒有辦法獲得賠償,甚至沒有辦法被承認他是一個被害者。

我們在上一個禮拜聽到的過失當中,都沒有辦法否認其尊嚴跟生命都被國家迫害。很可惜,加上第272號解釋文的阻斷上訴的權利,所以也讓這一些人,臺灣又沒有真相和解委員會可以讓不同受害者有機會表達他的聲音。

因此最後我用一段話,這個是已故的政治哲學家「Judith Shklar」所說的:企圖要在不幸與不公益之間作區別,受難者的聲音永遠必須要被聽到,透過傾聽這些聲音,不只去發現是否官方正式認可的社會期待已經被否定,同時也要關注他們自己對於自己境遇的種種解釋。因為從他來講,我們在受害者身上看到非常重要,但可能跟主流價值規範的機制不相符的一些主觀元素,但是這一些主觀元素我們具體理解他們的經驗,進一步探究他們具體受害經驗是不是構成人權侵犯事實的一個重要元素,同時我們也可以瞭解這一些人到底是在什麼樣的具體經濟社會條件底下,什麼樣的結構性壓迫下去面對這樣的人權侵犯,我想這是我針對國際人權公約可以在未來案例當中,如何進行詮釋所做的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