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在鑑定報告書當中有特別針對杜案的議題作說明,換句話說,其實剛剛鄧教授所講的,我認為在戒嚴時期軍事審判程序,我想在釋字第436號已經解釋軍事審判制度宣告違憲、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我個人認為在杜案的案件裡面,因為軍事審判程序寬鬆解釋的犯罪構成要件,其實已經構成了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不符合公平審判的精神,因此在這一個基礎底下所建立的事實認定,政治或非政治或貪污或內亂或外患,事實上在裡面進行的法律適用及排除,我認為都已經違反了程序正義而造成當事人人權的侵害。

所以,再加上我認為釋字第272號解釋文當中,因為這一些人沒有辦法去法庭上針對這一些議題進行上訴的權利,事實上賠償款裡面特別強調受難者其實有三個基本的權利:第一,獲得平等且有效的司法救濟;第二,所遭受的損害必須要獲得充分且有效的賠償,這個其實是連結在一起;第三,必須要獲得與違法行與賠償機制相關的資訊。這裡面其實就會回到我剛剛所講的,從這一個議題來看,如果從正義權、賠償權及真相權的角度來看,其實我剛剛的說法不只限於我剛剛說我們在不當條例裡面所認定的政治犯才屬於受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