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鈞庭及鑑定人,聲請方有兩個比較大的問題想要詢問鑑定人。

首先第一個問題是在鑑定人的鑑定報告中很強調轉型正義對於受害者公民身分的恢復,聲請方想要詢問的問題是,所謂公民身分是要在什麼樣的群體框架中連結?以杜案而言,杜案所涉及的其實是原住民受難者因為家族的一些關係,他被驅離於傳統自己的生活區域,往後也沒有辦法習慣生活空間中,得到很好的發展空間。面對這樣身分的傷害,如何透過轉型正義實現這部分所遭到的傷害。這個連結到的相關問題是,在中華民國法秩序底下,我們要如何理解原住民群體的特殊性及在這一個體制之下,如何透過轉型正義來恢復公民身分?

第二,連結到鑑定人在鑑定報告中第20點所討論到協商性轉型的問題,鑑定人在鑑定報告當中有強調臺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其實是一種協商性的轉型,其實為了要顧及威權政黨的既有政治勢力,不得不做出一些民主妥協的過程,在考量臺灣具體的歷史經驗上,進行轉型正義的工程,特別是今天鑑定人也很強調國際公約如何內國法化的過程中,如何考量協商性轉型的歷史背景,我們應該在內國法的過程中,有什麼比較具體甚至是特殊性考量?

進一步而言,在內國法化的過程中,司法機關又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誠如鑑定人剛剛所提到的,在某些國家,像智利轉型正義經驗的過程當中,他們會發生了司法權偏向於行政或其他政治勢力的影響,臺灣在經歷這樣歷史背景的過程中,如何反省其他國家的經驗,去改善司法權可能會有的形式主義問題,這兩個部分可以請鑑定人分享意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