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有限的知識來回答,所謂如何處理被害人權利的這一件事,其實並不是只有物質上的補償,而是要讓他恢復他的公民身分,恢復公民身分除了過去被剝奪的這一些基本權利之外,同時需要透過許多的機制來維護。

以臺灣來講,其實我們在上個禮拜及這個禮拜都有提到,政治受難者到目前為止都有回復名譽狀,但是在臺灣的司法紀錄上仍然是有罪之身。在這一個基礎底下,他們對於無罪或要爭取自己權利的過程當中,其實已經受到一些阻斷。

另外一個部分,在鑑定書第五個也特別提到在唐獎法治獎Arbour說法裡面特別強調,其實轉型正義特別要處理的並不是公民與政治權利,而是要如何進行結構性的翻轉,同時確保這一些受難者在經濟、社會的權利上保障。特別是在有一些國家,其實政治不穩定是跟貧窮或婦女或特定族群所遭受的傷害有關,要如何進行恢復,不純然只是從公民及政治權利的角度出發。

回到原住民的議題來講,我想從這一個角度來看,上個禮拜蔡鑑定人也提了非常多,我認為轉型正義從原住民的角度來看,不純然只是個別受害者的問題而已,是一個族群長期以來所受到歷史不正義問題。這一些歷史不正義的問題,要如何恢復原住民族在整個臺灣具有平等,或是受到自覺或自治基本權利保障,也可能是在恢復公民身分的過程中,必須要加以考量的。

第二個問題,有關於協商式轉型,我剛剛講轉型正義並沒有一個單一的模式,會基於一個政治轉型模式不同而不同,基本上如果按照一位政治學家的說法大概可以分成三個:第一,前朝已經跨台了,也就是由既任的政權來進行;第二,朝野共同來解決。我們剛剛講的第一種東歐共產主義國家或者是像東西德,共同協商解決的是我們講到的南非或者是拉美國家。

臺灣是由原有前朝政權所進行的轉型,所以必然會在轉型的過程裡面受到許多限制,或者如果引用一句話,這比較是分期付款式的民主轉型,在這樣的基礎之下,因為我們轉型正義的啟動,不管是二二八或是李登輝總統時期所進行的,我們說轉型正義要面對時間的問題,當然也要面對到結構的問題,因此在這一些階段在轉型正義的過程當中,確實會存在許多障礙。

我一直強調除了司法體系這一些運作以外,我過去多年來一直強調轉型正義是一個文化反省運動,如果我們今天堅持法治是我們認為最重要的精神,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過去這一些不民主、違反法治種種作為,到底能夠給予我們什麼經驗及教訓,只有讓這一些東西徹底反省,才能讓歷史不再重演。因此在這樣的基礎底下,我想不管是執政的新政府試圖要進行許多新的機制,似乎都希望能夠除了司法訴訟機制之外,能夠進行這一方面的轉型。

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們今天全臺灣各地都能夠有人有機會聆聽到過去白色恐怖的樣貌,而且也可以理解白色恐怖對於日常生活所帶來的殘害,我常常講說去確保人權,即使我們深刻去理解人禍,會瞭解到人禍對於人性尊嚴的傷害及摧殘,我們才能去珍惜人權的價值。因此,我期待的是除了我剛剛所講除了司法機制之外的體制來加以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