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就有限的知識來回答這一個問題,非常謝謝官大法官的意見,我想這一個問題非常重要。

我剛剛已經簡單說明一下,如果從正義權的角度當中,聯合國的打擊對於不法現象,以保護及增進基本人權的基本原則,他說這個雖然不是法律,但是這個是聯合國從1995年開始,一直推動到2005年進行翻修的重要原則,這個重要原則其實包含除了我們一般所理解的刑事訴訟以外,其實包含的權利就是我剛剛所講的那一些。

確實在這一些文件或是這一些原則的架構底下,事實上是援引整個聯合國人權公約的體系,並不是根據一個特定的條文,這邊其實是任何的公約回到本國,對於具體的案例還是需要經過解釋的,這邊只是提供了一些原則,讓我們能夠瞭解到如果要面對這一些問題,事實上要顧慮到的幾個重要權利面向,轉型正義在聯合國架構底下,就是要回復系統性人權侵犯的權利效力,所以回到這一個議題來講,我剛剛有一個問題想趁這個機會也提到,為什麼我認為李媽兜的案子,如果按照這一個案子來看的話,轉型正義是法治的最重要精神,法治是轉型正義的工具與目的。當我們今天要回過頭來要處理過去,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彰顯人權跟法治的基本精神,從這個角度來看,不管當年李媽兜是臺共或李媽兜是臺獨份子,從事這一些顛覆國家的種種行為,基於法律的正當程序,可能都需要受到公平審判的權利。所以不在於犯罪事實,而在於能不能受到正當法律程序的維護,這是我們從現在這一個角度,要彰顯法治精神的過程中所突顯的價值,因此從這一個角度來看,轉型正義在這一個議題可以這樣談。

剛剛有提到關於賠償與真相的權利,其實就是我們剛剛提到九大核心公約裡面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公約,這一個跟世界人權宣言有關,也跟日內瓦的四個公約也有關係。這邊其實會發現到整個轉型正義的處理,是把國際人權法與國際人道法做某種程度的結合,因此會有很多大量的參考資訊可以用,我剛剛所講的是,這當然還是要回到鈞庭來思考,從這一些公約的基本價值,回到臺灣的具體脈絡可以做什麼樣的補充憲法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