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剛剛聲請方代表提到的這三個問題:

第一,釋憲對於個案的救濟功能,可能在釋憲的發展上不斷試圖要加以擴大,所以在大法官案件審理法的立法過程及脈絡也可以看到這樣的趨勢。不過當然我個人認為我們現在釋憲對於個案的救濟功能,因為我們畢竟不是美式的釋憲制度,所以個案的救濟功能,我個人認為可能還可以再進一步加強。最近在司法改革裡面,許院長也提到是不是要增強憲法訴訟的機能,釋憲的個案救濟功能不斷再加強,我覺得可能可以再進一步看看是不是能夠有可能再加強一下。

第二,戒嚴三十年越到後段的審查標準,以我個人看法,我認為這個戰時體制最大的問題是,時間實在超乎尋常,所以到越後段問題越大,因此到越後段的審查標準應該要趨嚴,這是我完全可以贊成的,而且後段事實上也可以發現很多案子,比方看到民國70年的案子,說實在的,我覺得連執法單位自己說要用這樣的法條、這樣的罪名去辦人家,自己都覺得滿可笑的。明明是一個辦黑道的事情,現在要講說涉及叛亂,這個時空完全是措置,我可以贊成。

最後提到回復義務,我贊成之前李念祖學長的一個見解,回復義務如果要完全來處理,可能是行政、立法及司法,大家要各做一些事情,我當然不覺得這是任何一個權力有辦法單獨去處理賠償,又處理確定判決效力,我當然不覺得可以這樣,可能三權要通力合作。